匈奴大帝国是匈奴人的帝国主义时代,这个由挛鞮家缔造的帝国几经起落,最终作为帝国统治民族的匈奴人在汉族、鲜卑以及其他民族势力的攻击下消亡得无影无踪。

以下是匈奴人的帝国时代与这个时代兴亡的经过,以及对其客观的评价。

帝国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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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匈奴,首先要更正一个传统观点,传统说法以为山戎、猃狁、荤粥等是匈奴的先世或别名,但其实先秦时代的戎狄部落并非后来匈奴等北亚族群的前身[注 2],反而与黄河中游流域的古华夏人群[注 3]拥有更为密切的血缘关系。

不过,北亚人种的胡人在东周时代南下后,亦融合了大量当地的古戎狄人群,战国时代匈奴胡人的活动范围就与古戎狄人群的活动范围北部重叠[1]

“匈奴”最早出现[注 4]在赵考成王赵丹的统治时间,赵国在长平战败、邯郸被围等一连串重挫之际,国力大削,以匈奴为代表的胡人势力乘机抄掠赵国北边,“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后来赵国任用李牧治边,匈奴军数次南侵,李牧都假装战败撒退,直至匈奴单于亲率“十余万骑”南侵,李牧才真正发挥实力,一举击败单于大军,“单于奔走”,李牧乘胜“灭襜褴、破东胡”,降服林胡,一战而令赵国北边得享十多年的太平,时值公元前三世纪中叶[7]。 直至秦国统一九州[注 5]的战争中,“匈奴”才再一次出现在汉文典籍的记录中的过程中:

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惛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彊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

时值公元前229年,从时间上看,该单于很可能是头曼单于,从“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北购于单于”可见匈奴与燕国亦是敌对关系,从后来的历史看,匈奴单于并没有与燕国讲和,也没有能阻止族属诸夏的秦国统一九州。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统一后的第六年,始皇帝嬴政因为卢生出海求仙的一则预言“亡秦者胡也”,认为匈奴将会成为秦王朝的大患,于是遣蒙恬率领三十万秦军北征匈奴,攻取鄂尔多斯高原、后套平原、西套平原,次年,蒙恬成功攻取上述诸地,“筑亭障以逐戎人”,秦廷随即移民实边,在当地设立了四十四个县,因为是新得之地,所以又名为新秦中[8],然后将燕、赵两国北边长城加以修缮及增筑,东起清川江,囊括辽东半岛,西经七老图山北部,沿阴山山脉北麓,然后折向南,沿贺兰山脉而下至临洮一带,兰州市以的黄河流域尽为秦王朝领土,以防御匈奴、东胡等游牧政权对中原住民的侵扰[9]

从匈奴单于一次能出动“十余万骑”、秦始皇相信“亡秦者胡也”及筑长城的事迹来看,公元前三世纪末叶的匈奴实力不可小觑,比中原六国任何一国都更强大。

征服与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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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南侵北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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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南接秦王朝、东邻东胡王国、西边月氏王国,在被秦始皇遣蒙括驱逐出后套平原后,匈奴将注意力放到月氏王国身上,匈奴头曼单于不惜派儿子冒顿赴月氏为人质,然后立即遣军攻打月氏王国,但军事并没有得到什么便宜。冒顿在月氏人杀害之前盗窃马匹逃归匈奴,这件事令头曼单于对冒顿另眼相看,于是将一部分军队(万骑)交给冒顿指挥,冒顿以他自己的方式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于是冒顿得到了一支以自己为马首是瞻、令行禁止的军队,在一次与其父头曼单于的狩猎行动中,冒顿使自己的军队射杀了头曼单于,随即对国内进行了大规模清洗行动:

冒顿于是乎掌控匈奴全国,自立为单于,时值公元前209年,但强大的东邻东胡乘着这一次匈奴单于更换,向冒顿实施威迫敲索千里马与阏氏,步步升级:

(东胡)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

冒顿将自己的宝马千里马与妻子阏氏都交给了东胡王,虽然冒顿的示弱举动可能是了减低东胡王的戒心而故意为之,但从中亦可见东胡强而匈奴弱的局势。

东胡王接连敲索得手,进而滋长了野心,派使臣向冒顿单于强索匈奴与东胡王国接壤的土地,但从东胡索要千里马以来,冒顿单于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不止一口气回绝了东胡王的要求,而且点齐全国兵马,倾举国军力东征东胡:

在汉文史料中,东胡王国被冒顿单于一战而亡,由不同族群组成的东胡王国,有一支残部退入乌丸山后向匈奴称臣纳贡,每年都要向匈奴帝国上贡一定数量的“牛马羊皮”,一旦有短缺,立即“没其妻子”,后以地得名“乌丸人”,又有一支残部退入鲜卑山,亦以地得名“鲜卑人”[10],相对于地处边缘的鲜卑人,乌桓人南接华夏,这就令乌桓人很容易在匈-汉战争中打破匈奴帝国的枷锁,被冒顿单于征服的80年后,乌桓人就脱匈独立,而鲜卑人则要再过约150年后才能卷土重来取代匈奴帝国,将草原上的匈奴遗民鲜卑化,然后再过约320年后,作为汉族原居地之一的中原地区亦被鲜卑人所统治,但与匈奴人不同,虽然中原地区的汉族人受到鲜卑文化的很大影响,但并没有丧失民族意识,反而在鲜卑政权一个世纪多的统治后,以一种较和平的方式令中原地区重新回归汉族王朝之手,而迁入中原地区的鲜卑人如同倒入数十万亿吨湖泊的数十毫升墨水,被土著族群血统冲淡得近乎无影无踪。

另外,鲜卑人与乌桓人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类似先秦时代汉族的政治状态,鲜卑人、乌桓人的诸部,相当于汉族的诸国,直至公元二世纪中叶,鲜卑人才一度建立起一个大帝国,而乌桓人则从来未曾实现统一,不过却成功打起著名雇佣兵的招牌。

当然,冒顿单于并不能预测得到在他的手下败将之中有一个族群将会在数百年后为他所建立的帝国带来覆灭的灾难,在消灭了东胡王国后,匈奴人已经尽占草原地区,不过冒顿单于可没有忘记数年前几乎害了他性命的月氏王国,旋即马不停蹄转向西方攻打月氏王国:

但月氏王国只是被冒顿单于“击走”,并没有灭亡,在打败月氏人后,冒顿单于随即转向南方,“并”,也就是将曾经与华夏族群所建立的赵国有过长期交战经历的楼烦、白羊两个族群纳入匈奴的统治下,然后再向南,乘着分裂为楚、汉两大政治势力的华夏而无暇顾及边事,十多年前被秦军攻取的河南地四十四县也被冒顿单于所得,又入掠华夏燕代之地而返,后套平原、西套平原以至鄂尔多斯高原成为匈奴的势力范围,冒顿单于在稳定南方地区之后,又立即挥军北上,“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蒙古国、俄罗斯联邦的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布里亚特共和国全境以及伊尔库茨克州南部等尽为匈奴所据,一个帝国在北亚地区出现开始雏形。

从地理上看,匈奴帝国可分为三部分,东部地区以左屠耆王为首的匈奴领主管辖,西部地区由右屠耆王为首的匈奴领主管辖,中部地区则由单于直辖,如以军队部署类比,东部地区为匈奴左翼,西部地区为匈奴右翼,由汉廷角度来看,由上谷郡及其以东诸郡组成华夏右翼与北方的匈奴左翼对峙,由上郡至陇西郡一带汉边组成华夏左翼与西北方的匈奴右翼对峙;单于直辖的中路则对着汉朝上郡以东、上谷郡以西的地区,但与匈奴不同,汉朝皇帝所在的关中平原是由上郡至陇西郡所拱卫,与匈奴右翼对峙,也就是说,汉朝皇帝并非如匈奴单于般居于国家中央,而是身处左翼位置,即是右屠耆王所负责侵扰的方向[11]

从匈奴帝国自东至西的三部分地区所分别对峙汉边位置,可推知三地在草原地区的划分,大体上,今天鄂嫩河、额尔古纳河等位于肯特山脉以东的黑龙江上游地区属匈奴东部,而肯特山脉以西、贝加尔湖以南、杭爱山脉以东的色楞格河流域则是单于直辖区,杭爱山脉以西、阿尔泰山脉以东、唐努乌拉山脉以南的地区则属匈奴西部,因当地有哈尔乌苏湖、乌布苏湖、吉尔吉斯湖等湖泊,又称为大湖盆地,即今蒙古国西部地区,而阿尔泰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外贝加尔边疆区、布里亚特共和国全境以及伊尔库茨克州南部等地亦可能由以右屠耆王为首的匈奴领主负责管辖。

在冒顿单于统治的最初短短七年间,东并东胡,南并楼烦、白羊,随后扫平草原以北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五国族,中间又遣军攻打月氏王国,以大胜之姿暂时结束与月氏王国的战争,乘着中原秦末内战之机南侵,将匈奴帝国的地界南扩至大青山,尽有后套平原、西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至刘氏汉国建立的同年(公元前202年),匈奴帝国东至大兴安岭东麓,南以鄂尔多斯高原与中原的陕北高原、陇东高原相望,西南隔阿拉善戈壁与月氏王国对峙,西边外阿尔泰戈壁、阿尔泰山脉,北有贝加尔湖周边地区以至西萨彦岭,帝国总面积超过350,0000平方公里。

南迫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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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五年春二月初三(公元前202年2月28日),在平定西楚势力之后,汉王刘邦在定陶正式登基称帝,是华夏的第四位皇帝[注 6]。虽然华夏九州之地大半已统一,但雄霸北亚的匈奴帝国已经频频掠汉边,汉六年春正月,为了防备匈奴的侵扰而移封韩王韩信[12],秋七月,塞北的匈奴帝国冒顿单于率领大军南犯,韩国首府马邑一带被匈奴大军层层包圈,韩信于是不得不派人向冒顿单于投降,于是匈奴军得到马邑,冒顿单于入居代谷,同时又派军继续深入,攻掠太原,直抵晋阳,韩信军也成为匈奴军南侵的力量,入侵三晋各地。

次年(公元前200年)冬十月,皇帝刘邦在得到消息后,亲率大军来援,在铜鞮一战大败韩信军,令韩信退走,与匈奴军联合,韩信军的溃兵被曼丘臣、王黄所收叙,并拥立赵国王室后裔赵利为赵王,亦与匈奴军联手。

冒顿单于派遣左屠耆王、右屠耆王率军与赵利军进屯晋阳一带,但旋被刘邦所击败,再战于离石,匈奴亦败,于是匈奴军与赵利军退走,刘邦入居晋阳,并遣使匈奴顺便看看匈奴军的虚实,冒顿单于乘机以老弱示人,令刘邦以为匈奴军实力不强,于是率领全军三十二万兵力北上,刘邦率领前锋部队快速北上,与主力部队拉开了距离,至白登山时,与韩信的境况相似,刘邦所率领的前锋部队被冒顿单于的40万大军包围,刘邦不得不派人向冒顿单于讲和,直到七日后,赵利军失期未到引起了冒顿的猜疑而解开包围网的一角,正巧起大雾,刘邦借几率军脱出包围网,至平城与其余军队会合,至此,冒顿看到汉朝主力已至,无几可乘,不得不退军回国,汉军尾随追击,在句注以北、平城南郊相继击破匈奴军[13],韩信与赵利等人亦逃亡匈奴,战争中匈奴所攻陷的地区尽为汉朝所收复。

不久,匈奴帝国再次发兵南侵,攻打汉朝的诸侯国代国,代王刘喜弃国南逃,于是被降为郃阳侯,同年十二月,改以刘如意为代王。

虽然匈奴一度在白登山与汉朝讲和,但接下来匈奴帝国在韩信、赵利、王黄等带路党的帮助下仍然不时遣军攻掠汉朝边境的代国、云中、雁门一带,在白登山之战的2年后,汉九年(公元前198年)冬季,刘邦将某位不知名的女性平民封为公主,嫁予冒顿单于,以“和亲”为名,每年将大批絮缯酒米等财产粮食无偿给予匈奴帝国,以求得与冒顿单于签订和约换取边境安宁,匈奴与汉结为兄弟之国,匈奴帝国与汉王朝彼此约定:

从此冒顿单于才减少了对汉朝边郡国的滋扰[14][15],基于这条匈奴尊华夏卑的和约是由冒顿单于签订的,可以称之为冒顿条约,至此,冒顿单于将周边诸国都攻略一遍,确立了匈奴帝国的霸权。

同年春正月,代王刘如意改封赵王,同时调整代、赵两国封疆以应对“胡寇”,隔年春正月,代王之位由刘恒出任。同时,刘邦认识到:

于是迁移关东十馀万人及六国王室后裔至关中(秦中),以充实京畿。

在匈奴周边诸国中,汉朝是最为强大,只是因为七年内战,加以匈奴军拥有华夏所不及的机动性,令汉朝在与匈奴的对抗中处于下风,但匈奴帝国虽有优势,仍不足以远远抛开汉朝,南方作为霸权的薄弱处,接下的来数十年里,汉朝虽然遵守不平等的条约,但匈奴帝国仍然多次主动挑起与汉王朝的军事冲突,匈-汉之间曾经三度撕破脸,最终汉王朝仍不得不与多次违约的匈奴帝国重新讲和,继续单方面“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但汉朝“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将吏戍者或介胄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时”[16],另外,从匈-汉数次通婚的情况看,只有汉公主嫁匈奴单于,并没有匈奴公主嫁汉皇帝的例子,虽然汉廷的看法是认为公主会成为阏氏,则单于就成为皇帝的女婿,单于位父死子继,皇帝的外孙会成为单于,认为“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可无战以渐臣也”,但诚如司马光所批评:

后来匈奴帝国不断南掠的现实证明了汉朝以和亲、岁贡来谋和平确是一厢情原,无论是冒顿单于、老上单于还是军臣单于,都有毁和约南侵的举动,“数背约束”。直至汉孝武皇帝刘彻决心改变汉-匈两国这种不平等关系为止,这种由匈奴帝国主导的匈汉和平秩序共维持了65年。

西服西域诸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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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服汉王朝的二十二年后,至少得到二十二次大量财帛的匈奴帝国开始新一轮的扩张,公元前177年,冒顿单于遣其子挛鞮稽粥与右屠耆王率军西征,第一个目标就是曾经以冒顿为人质的月氏王国,月氏王国旋被匈奴军“灭夷”,月氏王被杀,其头颅被冒顿单于制成饮器——直至一个多世纪后还被呼韩邪单于便用——成为历代单于的收藏器,而大部分的月氏之民在匈奴帝国的残暴统治下不得不西迁远走他乡,月氏人一直西迁,直至天山山脉北麓的伊犁河谷,攻灭盘踞其地的塞国,迫走塞人(斯基泰人),在其地重建月氏王国,塞人则南迁至罽宾重新立国;另外一小部分没有西迁的月氏人与西羌人融合,被称之为小月氏。

另外作为月氏王国的邻国乌孙王国也被西征的匈奴大军所夷灭,不过被匈奴军所杀害的乌孙王难兜靡有一个儿子猎骄靡被单于所收养。

至公元前174年,新月氏王国以东的地区,在右屠耆王的匈奴军攻击下:

短短三年内,河西走廊、准噶尔盆地与塔里木盆地已成为匈奴帝国的势力范围,匈奴设立僮仆都尉,作为一个统治机构长期驻扎在焉耆、危须、尉黎等三王国间一带,负责定时收取塔里木盆地绿州诸王国的贡赋[17],后来冒顿单于的养子猎骄靡在长大后[注 7],被新单于挛鞮稽粥任命管辖数万乌孙旧民,负责为匈奴镇守西域诸王国。至此,西至中亚、帕提亚帝国以东的地区,以及位于咸海一带的康居王国也在匈奴帝国的军事威摄之下[20][21],从地图上来看,这场西征几乎将匈奴的势力范围向西大大扩张,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阿尔泰山脉至博格达山脉之间的淮葛尔盆地尽入匈奴帝国,总面积约550,0000平方公里,一个前无古人的草原大帝国最终形成。

接着,冒顿单于遣使汉朝,要求恢复在公元前177年被破裂的盟约,在给汉朝的书信大肆渲染匈奴帝国取得的军事成就,基于实力的差距,汉朝不得重新恢复与匈奴的旧约,继续每年无偿白白给予匈奴财物。

公元前174年,这一年匈奴帝国的霸权达到最高锋,撑犁孤涂单于冒顿成为北亚、东亚以至中亚地区权势最大的领导人。不过同年稍后,这位一手创立匈奴帝国的单于旋即死去,庞大的游牧帝国由其儿子挛鞮稽粥继承,是为老上单于。

霸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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挛鞮稽粥新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汉王朝和亲,以刘氏宗室女为阏氏,在这次和亲中,挛鞮稽粥得到了一名伴嫁过来的、深悉汉朝内情的宦官中行说来投靠。

中行说向老上单于挛鞮稽粥主张:

同时,中行说也为一些匈奴人习惯作出辩解:

汉使或言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行者乎?”汉使曰:“然。”说曰:“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 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父兄死,则妻其妻,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皆从此类也。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喋喋占占,冠固何当!”

中行说以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的父母等老弱会将自己最好的食物给予去从军的儿子,为匈奴俗以最好的食物给壮健的人而非老弱来辩解,但这个说法有一个瑕疵,就是“其亲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的汉俗只有在“屯戍从军当发者”的前提下才出现, 也就是说,是在儿子有需要之下,“其亲”老弱等才会“自夺温厚肥美赍送饮食”,可见这是一种特殊状况,相对匈奴而言,“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而非老弱则是一种常态,另外,汉俗的老弱是“自夺”“其肥美饮食”予壮健,而匈奴俗的老弱则没有选择权,这也是两国风俗不同之处。

中行说认为匈奴俗妻后母/遗孀,是“恶种姓之失”,以便“匈奴虽乱必立宗种”,相比汉俗“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更好,又认为匈奴俗“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是“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而汉俗的“冠带之节、阙庭之礼”是“礼义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极,生力屈焉”,而且匈奴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相较汉俗“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更为优越。

但上述的辩解不是没有可议之处,首先,妻后母/遗孀这个习俗很明显可以最大限度能继续发挥后母/遗孀的生育能力,而且将后母/遗孀的家产占为己有,具有功利性,但这种习俗到了今天已被蒙古国所淘汰,最多只是一种生存方式,并不比汉俗更进步,其次,中行说对华夏“亲属益疏则相杀”的指责,可见中行说并不熟悉匈奴帝国的历史,完全忽略了冒顿是怎么样成为匈奴单于的往事,相比之下,直至公元前174年,汉王朝并没有弑父自立的往事。再次,所谓“至到易姓”与“必立宗种”,其实夏、商、周、秦、汉皆是黄帝子孙[注 8],也可以视为同一“宗种”,可谓易姓不易种,单以汉王朝而论亦不比匈奴帝国差,当时匈奴只经历两次单于更替[注 9],单于更替次数不足以多到断言“匈奴虽乱必立宗种”,而汉朝已经历四次皇位更替,比之匈奴更有资格断言“虽乱必立宗种”[注 9]

其三,所谓“冠带之节、阙庭之礼”等一套复杂的社会秩序规范是一个人口众多、高度发展的社会所必然会诞生的事物,比如古埃及、古罗马、近代的欧洲王室、现代国家的法律规定与官僚制度,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其实匈奴帝国之所以“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撑犁孤涂单于的集权程度及不上汉族的皇帝,对臣下的控制力有限,“冠带之节、阙庭之礼”这种强调阶级秩序的规范自然难以得到发展,不能说一方较另一方更优越。要控制居无定所的牧民可比定居的农民难多了。虽然匈奴单于的集权程度及不上汉族皇帝,但绝不等同匈奴人的社会比较平等宽松,反而同样充满上下尊卑之分[23]

其四,如果将匈奴俗的“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与汉俗的“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分别孤立在不同地方,汉俗社会能够“作业”发展,累积起财富与知识,进一步向近代社会、工业社会发展,而匈奴俗“随时转移”、“宽则人乐无事”,既不定居,也没有驱动力令人“作业”,可谓是永远的游牧社会,虽云“宽则人乐无事”,但同样存在阶级压迫,其大臣皆能世袭官位,可以使唤近幸臣妾殉葬[注 10],不比汉俗社会更平等;但如果将这两种社会相邻,“习骑射”的社会必然会成为“不习战攻”的社会的灾难,而且游牧社会不能自给自足,需要农业社会的粮食补充,故此肯定会向汉俗社会作出掠夺行为,在军事竞争之下,汉俗社会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必然比匈奴俗社会更大,战败后亦难以似月氏人般“随时转移”以便远走他乡避难,这是汉俗社会相对匈奴俗社会不如的地方,需要改进,由“不习战攻”变为“习骑射”。

另外,如果汉“絮缯”不如匈奴“旃裘”、汉“食物”不如匈奴“重酪”,匈奴帝国又何必强要汉王朝单方面白白输送大量的“絮缯酒米食物”?然而中行说却代表老上单于威胁道:

虽然中行说的辩解有着种种瑕疵,但拳头大就是真理,在当时就是匈奴帝国的拳头比汉王朝更大,于是在中行说的“理论”及军事力量的加持下,匈奴帝国成功建立一套贬低华夏文化、鼓吹本族文化的排外主义思想,也就是尊夷狄贱中华。比如老上单于在与汉朝皇帝来往的书信中,挛鞮稽粥所发的信比汉文帝所发的信大一寸,“及印封皆令广大长”,而且老上单于在信中总是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优越情绪溢于言表。

虽然南方的华夏人群也有着中心排外主义,但并没有如匈奴帝国般要求他国他族白白“岁奉”,其排外主义主要是为了华夏人群不受外来族群及文化的干涉,特别是在受游牧民族侵掠欺压的时候、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影响而需要建立文化自信以抵抗影响的时候,可说是一种防御型、自保型的“中心排外”主义[注 11],而此时的匈奴帝国正如日中天,在军事上压倒周边诸国诸族的同时所建立文化自信,对于被匈奴压倒的诸国诸族来说其实是一种文化至上优越主义,但一边看不起来自汉族社会的产物(缯絮米糱等等),一边却向汉族政权勒索这些产物,这就令这种游牧文化优越论产生一种矛盾的悖论。

以漠北地区而言,并不适合定居农业的生产方式生存,游牧的生产方式才是当地的最优选,天然气侯已经决定了南方的定居农业文化不可能在草原上生根,相比之下,南方赤县神洲之地,可作耕地亦可作牧地,游牧民族强势之时较为容易影响南方,如变耕地为牧地,既能在汉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也能透过减少粮食来源来削减汉族人口,所以相对而言,作为游牧民族掠夺对象的汉民族更需要“族群文化保存主义”[注 11]以保存自身,一来抵抗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二来凝聚族群抵抗其他民族的压迫。其实现代也有部分民族打着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号来抗拒外部文化影响[注 12]

于是,在中行说的帮助下,匈奴帝国弥补了软实力的短板,继续向汉王朝索取大量“缯絮米糱”,虽然匈奴咄咄迫人,但汉王朝也遵守和约,如此匈-汉边境粗安数年,而这种“粗安”其实并非安稳安全的和平:

挛鞮稽粥成为撑犁孤涂单于的第九年(公元前166年)冬季,挛鞮稽粥撕毁和约,亲自率领14万大军南攻华夏,这是至当时为止有史以来游牧民族——匈奴人——对定居民族——华夏族群——最大规模的攻击,匈奴大军自鄂尔多斯高原沿黄河上游南下,经西套平原攻入汉边,突破朝那萧关,入侵至安定郡东部及北地郡南部的陇东高原一带,大掠汉民及其畜产,直抵彭阳,匈奴军的侦察兵甚至出现在雍城郊外,汉文帝于是调动10万骑兵屯驻首都长安郊外,以便应付突发状况,一度想亲率大军与单于决战,但被其母皇太后薄氏所阻,随后通过一连串的人事任命,加强关中平原周边的上郡、北地郡、陇西郡等三郡军事防务。

老上单于的匈奴大军蹂躏了陇东平原一个多月,然后带着所掳掠的人财大摇大摆退出汉边,汉朝军队奉命追击,但“不能有所杀”,接着四年,匈奴军年年入侵汉边“杀略人民甚众”,与匈奴帝国接壤的辽东、辽西、右北平、上谷、代、雁门、定襄、北地、安定、陇西等郡皆受其殃。

公元前162年,巨大的人命损失令汉文帝刘恒不得不主动遣使向老上单于挛鞮稽粥求和,老上单于接到汉文帝的来信后,接受求和,恢复旧约,约定“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

在老上单于挛鞮稽粥统治的后期,负责西域方面的故乌孙王子猎骄靡率军驱逐盘踞在伊犁河谷下游的月氏王国,月氏人南奔至吐火罗盆地(阿姆河上游流域)重新立国,而伊犁河谷下游即被猎骄靡占据。当老上单于死亡后,猎骄靡即重建乌孙王国,自称昆莫[注 7],正式脱离匈奴帝国而独立,虽然匈奴帝国曾经遣军攻伐,但被新生的乌孙王国击退,不过乌孙王国并没有完全与匈奴帝国决裂,战后向匈奴称臣,被匈奴帝国所羁縻[18][21]

公元前158年,君临北亚、东亚、中亚等三地16年匈奴帝国老上单于挛鞮稽粥死亡,单于之位由其儿子继承,号称军臣单于[注 13]。诚如汉文帝在公元前174年给冒顿单于的信中所言:

匈-汉两国的和约仅维持了四年,军臣单于一登位,即于同年冬季撕毁和约,遣军6万,以3万攻上郡,3万攻云中郡,“杀略甚众而去”,接下来的数个月,匈奴军不断侵扰汉边郡,“烽火通于甘泉、长安”,直到汉廷的边防加强后,匈奴军的高频率侵边行为才停止。

次年六月,汉王朝出现皇位更替,新皇帝刘启上任。第二年(公元前156年)夏四月,军臣单于接到汉景帝刘启的求和信,于是再一次,匈-汉两国第三度讲和,自此以后,匈-汉两国恢复和平,军臣单于没有再破坏和约挑起战争,但这种匈-汉和平只是相对而言,匈奴军没有大股入侵汉朝,然而每年仍不时有小股匈奴人“盗边”,劫掠汉边村镇人财入匈奴。

虽然匈-汉两国重新达成和约,但当汉朝出现内斗的苗头,军臣单于没有放弃干涉汉朝内政的机会,而是直接与汉朝地方诸侯联手,公元前154年的春正月,汉朝的诸侯国以吴国为首,与楚、胶东、胶西、菑川、济南、赵等七个诸侯国联手起兵对抗长安中央,企图取而代之,在军臣单于的计划中,匈奴军将会从公元前166年的入侵路线,经鄂尔多斯高原沿黄河南下,自西套平原向东南入侵汉边,攻破萧关杀入陇东高原,只是这一次的目标不是劫掠,而是干预汉朝最高领导人的更换,所以攻占陇东高原的匈奴军将会继续南下,杀入长安,当然长安作为首都,比北地郡更为繁荣,如果匈奴军有一个月的时间盘踞长安一带,可以预见将会俘获数量巨大的华夏族群男女及财富。

不过作为匈奴帝国内应的七诸侯并没有能打败中央,反而在二月就被中央军击败,最终在三月时,七诸侯全部被平定,失去内应的军臣单于不得不打消南侵的念头。


匈奴帝国霸权主导下的匈-汉两国双边关系(汉九年至元光二年)
匈奴帝国与汉王朝的和战关系
年代 事件 关系
汉九年(公元前198年) 刘邦遣使冒顿,以汉朝单方面以宗室女为公主,下嫁单于兼每年向匈奴帝国输送大量财物促成两国讲和 和平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 秋八月,韩信派王黄诱使汉朝赵国相国陈豨起兵反,陈豨自称代王,以王黄、曼丘臣、赵利为将。
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 冬季,王黄、曼丘臣皆被汉兵捕杀[32];赵利为陈豨守东垣,旋为汉兵平定[33] 虽然匈奴帝国遣军帮助陈豨叛乱,但并没有正式与汉朝决裂,失败后亦没有再出兵,故仍属“和平”。
春正月,韩信率匈奴军助陈豨,于参合兵败被杀。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冬十月,陈豨被杀于灵丘。 和平
夏五月,刘邦崩,汉朝燕王卢绾率众数千人逃亡匈奴,冒顿以卢绾为东胡王,世袭之。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 春季,冒顿单于以书辱吕后[注 14],汉朝因实力不足而和亲,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冒顿单于。
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 夏六月,匈奴军抄掠狄道、阿阳而去[34] 小冲突
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 冬十二月,匈奴军抄掠狄道,掠汉民二千余人而去。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 五月,匈奴右屠耆王率军南下河南地(鄂尔多斯高原),侵掠北地郡、上郡而去,汉朝发兵屯高奴(今延安)戒备,并以书责备冒顿单于违约犯汉。 匈奴帝国毁约入侵,两国决裂,但旋后即因匈奴用兵西方而无暇攻击汉朝。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注 15] 冒顿单于遣使汉朝为右屠耆王的入侵举动辩解,在强调匈奴帝国的新一轮扩张事迹后,要求与汉朝恢复和约,而汉朝在匈奴的军事威胁下选择重新恢复和约。同年冒顿单于死,新单于挛鞮稽粥上任,汉朝以宗室公主嫁老上单于为阏氏 匈奴军完成西征,两国重新讲和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 冬季,老上单于率军攻汉朝,大掠安定、北地两郡,蹂躏陇东高原,其侦察兵远至雍城郊外,汉朝发兵迎击,匈奴军大掠汉民一个月多后全军退还,汉朝军队迫击至边塞而止。 匈奴帝国再度毁约入侵,两国决裂,其后三年,匈奴军年年侵掠汉朝边郡,汉民或被杀或被掳入匈奴,其中又以辽东、云中、代郡这三个郡受害最严重,约3万汉民被杀,另有3万汉民被掳入草原[注 16]
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 因匈奴军“杀略人民畜产甚多”,文帝不得不与老上单于讲和,恢复和约,嫁女和亲。 和平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 军臣单于率军攻汉朝云中、上郡,杀掠汉民甚众而去,汉朝发兵屯驻边塞防范匈奴[35] 匈奴帝国第三度毁约入侵,两国决裂。
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 夏季,匈奴军抄掠代郡而去,随后汉朝与匈奴讲和,恢复旧约。 两国第三度讲和。
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 春正月,吴、胶西、楚、赵、济南、菑川、胶东等七诸侯起兵,与军臣单于合谋推翻长安中央。 “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36]
三月,七诸侯兵败旋灭,匈奴帝国因失去内应而谋止。
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 春二月,匈奴军抄掠汉朝燕国而去[37]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 六月,匈奴军抄掠汉朝雁门、上郡,杀害二千人[38]
八月,匈奴军入掠汉朝上郡。
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 春三月,匈奴军抄掠汉朝雁门,杀害雁门太守[39]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 五月,汉王朝决定解除与匈奴帝国不平等条约,遣人诈为匈奴谋取马邑,希望以马邑为饵,将匈奴大军聚而灭之,军臣单于得知有机会攻陷汉边马邑,于是率领10多万大军南侵,但未至马邑,汉谋被泄,军臣单于得知有20多万伏兵,遂不得不退兵回国。 两国决裂,全面开战,匈奴于是时时遣军攻掠汉边郡,“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匈奴帝国与汉王朝之间的两国王室通婚
时间 事件 备注
汉九年(公元前198年) 刘邦遣使冒顿,以汉朝单方面以宗室女为公主,下嫁冒顿单于兼每年向匈奴帝国输送大量财物促成两国讲和 两国第一次和亲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 春季,冒顿单于以书辱吕后[注 14],汉朝因实力不足而和亲,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冒顿单于。 两国第二次和亲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注 15] 冒顿单于遣使汉朝为右屠耆王的入侵举动辩解,在强调匈奴帝国的新一轮扩张事迹后,要求与汉朝恢复和约,而汉朝在匈奴的军事威胁下选择重新恢复和约。同年冒顿单于死,新单于挛鞮稽粥上任,汉朝以公主下嫁老上单于为阏氏 。 公元前177年,冒顿单于遣右屠耆王率军南下河南地(鄂尔多斯高原),侵掠北地郡、上郡而去,匈奴帝国毁约入侵,两国决裂,但旋后即因匈奴用兵西方而无暇攻击汉朝,至此以汉朝低头息事宁人暂告一段落,维持9年的和平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 冬季,老上单于率军攻汉朝,大掠安定、北地两郡,蹂躏陇东高原,其侦察兵远至雍城郊外,汉朝发兵迎击,匈奴军大掠汉民一个月多后全军退还,汉朝军队迫击至边塞而止。 匈奴帝国再度毁约入侵,两国决裂,其后三年,匈奴军年年侵掠汉朝边郡,汉民或被杀或被掳入匈奴,其中又以辽东、云中、代郡这三个郡受害最严重,约3万汉民被杀,另有3万汉民被掳入草原[注 16]
孝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 因匈奴军五年来“杀略人民畜产甚多”,文帝不得不与老上单于讲和,恢复和约,下嫁公主和亲。 两国第四次和亲,和平维持5年,然后匈奴帝国第三度毁约入侵。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 军臣单于毁约入侵,率军攻汉朝云中、上郡,杀掠汉民甚众而去,汉朝发兵屯驻边塞防范匈奴。
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 夏季,匈奴军抄掠代郡而去,逼使汉朝与匈奴讲和,恢复旧约,准备和亲[40][37] 两国第五次和亲,5年后又第六次和亲,连续两次公主下嫁,和平仅维持9年,匈奴帝国即第四度毁约入侵。
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 秋季,汉朝嫁公主与军臣单于和亲[37]
景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 看季,汉朝嫁公主与军臣单于和亲[37]
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 春二月,匈奴军抄掠汉朝燕国而去,和约又废[40]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匈奴帝国遣使汉朝,要求公主和亲,汉廷出现争议,在反战派大臣韩安国的坚持下,汉朝同意和亲,下嫁公主与军臣单于[41] 两国第七次和亲,后军臣单于在马邑的利诱下,再次毁约入侵,和平仅维持2年。

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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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3年夏季,一个马邑汉人聂壹逃亡来到匈奴帝国的单于庭,面见军臣单于,向单于献上攻克马邑的方法:

于是聂壹被军臣单于派回马邑,当马邑的令、丞等官员被杀害的消息传来后,军臣单于立即点起10万大军南下,越过汉边突破武州塞,向马邑进发,一路上遇见一群又一群的牛羊在放牧,但没有人照顾,这引起了单于的警惕,于是攻击附近一处汉兵的亭障,从俘虏的口中得知聂壹其实是向匈奴诈降,而马邑是诱饵,周边已经埋伏好20万汉兵,等待匈奴军进入伏击圈,军臣单于得知汉兵已严阵以待,马邑显然不会有什么“财物”,决定退兵。匈奴军尚未进入伏击范围便完整退走。

于是匈奴帝国与汉王朝之间再度决裂,只是与以往不同,这一次是汉朝主动改变双方关系,但匈奴帝国也非被动接受改变,当军臣单于决定率军南下攻马邑之时,这个举动实际上已经是撕毁和约,设若单于不南侵,匈-汉两国未必会这么快破裂,按照过往的经验,每次两国关系破裂后都是由汉朝主动向匈奴求和作结,军臣单于有理由认为这一次也会与过去发生的结果相同,只是这一次,汉王朝不会再向匈奴帝国求和,不过至4年后的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朝才发起军事攻势,在这四年间,匈奴帝国“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其霸权并没有受到任何有力的挑战,如果将这四年算在内,则匈奴帝国所主导的匈汉和平秩序共维持了69年,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元光二年是匈-汉两国关系进入80年战争状态的开始之年。

匈奴帝国的霸权,应该说匈奴帝国之所以要建立霸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游牧经济不能够自给自足,而需要从外部输入,于是冒顿单于发动大规模战争,先把所以游牧群体统一在匈奴旗下,再以军事力量向非游牧族群——通常较游牧群体富裕——勒索所需资源乃至奢侈品。通常因文化等不同族群的价值观差异,早期游牧帝国并不会直接管治定居农业群体,而是透过间接的统治收取当地赋税等资源。此言“勒索”是因为游牧帝国不像汉族王朝建立的厚往薄来朝贡秩序,这种单向资源输送并不会得到游牧帝国厚往薄来或同等价值的反馈,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的匈-汉就是一个很经典的关系,一个国富民众又崇尚和平的军事弱国向一个国贫民寡又崇尚暴力的军事强国进贡:

这种双边关系与黑社会收保护费在本质上是没有分别,而这种吸血勒索的方式也令对外扩张的征服战争变得有利可图,加上游牧生产不能满足所需、“以攻战为事”的风俗,令游牧民族相比起定居耕作民族,具有更强发动征服战争的意愿,更容易选择以战争手段解决争拗。相比之下,汉洲[注 17]周边地区皆比汉洲贫困,令汉族王朝发动征服战争的成本远大于征服胜利后的收益,即所谓“疲敝中国以事夷狄”,因此主和派在汉洲有一定的市场,时代越往后,这种思想在统治阶层的影响就越大,纵使是建基于不平等关系的和平,也有主和派——准确来说应该是投降派——接受,这种思想以及战争成本令汉族社会长期难以诞生类似冒顿单于、亚历山大大帝之类的对外征服者,即令是汉族历史上的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永乐帝朱棣的对外武功,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对抗强敌欺压或国防安全才发动战争,汉族所发起的战争与其说是征服,更像是反击战,其所建立的霸权秩序是厚往薄来的朝贡秩序,不像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帝国能靠对外征服夺取大量财富,所以汉族等定居耕作民族的政权相比游牧民族的政权,不怎么好战,甚至汉洲长期以来的政治中心——中原地区——被其他民族政权夺去,偏安汉洲南部的汉族王朝统治阶级对于北伐光复故土也不怎么积极,与其说华夏是一个礼仪之邦,不如说是和平之邦,不幸的是,历史上环绕和平之邦的国家多是如匈奴般的好战之邦,而和平之邦是好战之邦周边最富饶的地区,这一个就是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匈-汉两国开战前夕的背景,只是相较1100多年后的后裔,公元前2世纪的华夏人武风尚比较浓厚。

游牧帝国的诞生是取决于草原上各族群斗争的结果,如蛊一样,只有最强大的才会得到最后胜利,而强大又好战的游牧帝国将会南方华夏居民的灾难,所以无论如何南方政权都不应该忽视草原地区,即使发动干涉草原诸国的战争成本远大于胜利后的收益,但在边境上防御一个强大游牧帝国的成本只会更大,如果华夏政权不对草原实施统治,至少也要避免草原上诞生出一个游牧帝国,这才能确保南方农业区得到和平与安全,“疲敝中国以事夷狄”在某些情境下应该理解为讨伐夷狄保卫中国,因为预防胜于治疗,在草原上建立稳定的秩序,才能保护大漠以南的汉洲和平与安全。

另外,60多年来匈奴帝国强势主导的东亚秩序,也构成早期南方华夏定居之民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印象,如元光年间汉朝一位官员所说:

现代有一些说法认为类似上述的言论是不公正的偏见,宣称这是所谓大汉族主义思想,但这些所谓的说法其实并没有从受害者角度看待,参看《匈奴帝国的杀掠列表》,匈奴帝国连年侵扰中原略人劫财,又三度撕毁和约南犯,从中原人的角度来看,骂匈奴人“禽兽之心”、“不属为人”纯是人之常情,换位思考,任何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族群以掠夺等歧视手段对待,也会产生所谓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所以这些认为“这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说法才是真正的偏见!要求中原人对连年南下劫掠的游牧民族不能存在偏见是不公正的要求,当游牧民族使用自己的第一套文字——突厥文——记载汉民族时,何尝不是充满偏见,虽然此前并没有文字,但从其南下劫掠的行为就可知其态度,“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匈奴人乃至其后的游牧民族帝国以战争掠夺、杀戮、征服等所作所为对待南邻华夏,进一步坐实了当时汉族人民对游牧民族“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不属为人”的观感。所谓的华夷之防,在族群层面上其实是一种凝聚我者(华)抵抗他者(夷)侵害的思想,如同长城的功能,实现自我保护是其主要功能,即使在其他民族或群体中也存在类似的中心思想。

如果从跨民族的角度来看,匈奴帝国才是北亚及东亚地区第一个游牧霸权[42],也是北亚及东亚地区第一个可持续牟利的霸权,匈奴的霸权在公元前174年达到极盛,这个鼎盛期维持至元光六年为止,共45年。

八十年战争:帝国霸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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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元光二年至甘露元年,匈奴帝国与汉王朝的交战长达80年,最终以匈奴帝国向汉王朝称臣的结果落幕,匈奴帝国落败的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匈奴帝国的霸权是以征服、勒索周边诸国诸族为目的,一旦在战争中得不到足够的利益,就不能够以战养战去维持霸权,匈奴军向汉王朝抄掠吸血的牟利受阻以及在战争中的失败,于是引出第二个理由,长达80年的对抗亦是两国国力的消耗比赛,比拼双方的人力、物力、意志力,显然易见,除了意志力受统治者个人影响外,在人力与物力方面,匈奴帝国皆不如汉王朝,既然如此,匈奴帝国就需要向其他国吸血以弥补劣势,于是,匈奴与汉朝双方为争取其他国家加入或继续留在己方阵营而在内亚地区展开外交战。

其三,匈奴帝国的版图很大一部分是透过征服东胡、月氏、丁零、鬲昆等诸国诸族而并入,代表匈奴帝国是一个匈奴族人口占比不具优势的多民族帝国,而且对他民族的征服亦会埋下仇恨的种子,不因统治长寡而消失,相比之下,汉王朝绝大部分地区皆为汉族地区,汉族在汉王朝境内人口占比上亦具有绝对优势[注 18],而且匈奴帝国多年对汉朝的岁贡勒索及对缘边汉民的抄掠,亦令匈奴成为汉族印象中一个非常负面且强大的敌人,两国一旦卷入长期消耗战,匈奴帝国更容易发生动荡。

帝国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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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南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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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自元光二年夏季决裂后,虽然匈奴军连年南下入掠,但匈-汉两国的边境交易并没有被禁止,边境商业交易与入掠汉边郡并行不悖,至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春季,孝武帝才遣骑兵四万出塞北伐匈奴,卫青出上谷、公孙贺出云中、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分四路各率万骑攻打匈奴,公孙贺“无所得”而退,公孙敖和李广两支皆被匈奴军所败,李广更一度被匈奴军俘虏,唯有卫青一支攻入匈奴帝国每年五月“祭其先、天地、鬼神”所在的茏城(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勒济特县[44]),杀匈奴兵七百人而还,华夏兵攻入匈奴帝国统治阶层的信仰中心,这是前所未有之事,相当于单于被其一直所看不起的“土室之人”狠狠搧了一巴,作为信仰丛林法则的匈奴人自然要找回场子,同年秋,匈奴军南犯杀略,汉边各郡皆受害,“渔阳尤甚”,汉廷于是加强在渔阳郡的兵力。

次年,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遣军二万骑侵掠辽西、渔阳,辽西太守被害,汉民2000人被掳,匈奴军旋又入侵雁门,“杀略千余人”而还,这次匈奴入侵令李广得以出任右北平太守,在李广治下的数年,右北平郡成为匈奴军南下的硬骨头,匈奴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称呼李广为“飞将军”。同年,汉廷再遣卫青率军三万出雁门,另遣李息出代郡,此次北征,汉军杀匈奴军数千人而返。

第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季,匈奴军侵掠上谷、渔阳,杀掠汉民千余人而返,汉廷随即遣卫青第三度率军征伐匈奴,北出云中,向西攻入匈奴白羊王与楼烦王的领地,大破匈奴军,将白羊王及楼烦王遂出河套地区,“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在匈奴帝国南疆地区设立五原郡、朔方郡,正式将汉-匈两国边界北推至秦代的旧边,同时自开国以来悬在京畿以北“七百里”的匈奴阴影亦被消除,取得汉-匈全面开战七年以来最大的胜利,亦是匈奴帝国自冒顿单于以来最大的失败。不过在此战胜利后,汉廷却将“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虽然有着军事防御的考量,但终究是胜利下的阴影,不过胜利在某程度上也证明主和派话语的恐战成分,夸大了战胜匈奴帝国的困难。

次年(公元前126年)冬季,军臣单于死了,对于汉王朝来说,敌方最高领导人死亡是一个好消息,但还不够好,毕竟也不知道新单于是贤还是昏,假如是冒顿单于般的人物,汉王朝恐怕要失去刚才取得的胜利,然而接着,匈奴帝国发生了一场政变,军臣单于的弟弟左谷蠡王挛鞮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并派兵打败军臣单于之子挛鞮于单,迫使挛鞮于单不得不向匈奴帝国的敌人汉王朝逃亡避难,汉廷将挛鞮于单封为涉安侯。挛鞮伊稚斜的政变一举打破匈奴帝国自头曼单于以来父子相继的传统,开启了兄终弟及的先例,虽然发生政变,但匈奴第五任单于挛鞮伊稚斜还是完整控制了匈奴帝国,而南逃至汉王朝的侄子挛鞮于单并没有给挛鞮伊稚斜的统治带来干扰,很快在同年夏五月就去世,同一时间,匈奴新单于遣军攻打汉朝代郡,杀代郡太守、掠代郡汉民1000多人而去,到了秋季,匈奴军攻雁门郡,杀掠雁门郡1000多汉民而去,这是自去年春季匈奴军兵败河套后,一年多以来,首次大规模对汉王朝的攻势。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匈奴帝国紧接去年的军事攻势,夏季,匈奴军攻打汉朝边郡,代郡、定襄郡、上郡皆受害,汉民被“杀略数千人”,同时,匈奴右屠耆王负责侵扰河套地区,“杀略吏民其众”。

到了第二年(公元前124年)春季,汉廷发动反击,遣卫青率领10多万大军北征,出朔方之高阙,行“六、七百里”,在某个晚上,卫青攻至匈奴帝国第三号人物右屠耆王的所在地,右屠耆王在被突然围攻之下,不得不率少量精英骑兵突围而逃,右屠耆王的部属“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皆被卫青所俘虏。秋季,匈奴遣军一万入侵代郡,掠汉民“千余人”而去。

次年(公元前123年)春季,汉廷再次遣卫青率军北征,10多万骑兵自定襄郡北上,深入匈奴帝国地界“数百里”,斩杀匈奴兵19000多人而返,此战后,单于挛鞮伊稚斜认识到汉兵的战斗力胜于匈奴兵,于是将匈奴军主力从漠南地区撒出,改为部署在漠北草原,也即匈奴帝国的核心地区,希图以大漠作为缓冲区,令前来进攻的汉军的补给线拉长,“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

从此,自元光二年以来历经近十一年的战斗、5次北征后,虽然匈奴军仍不时从漠北南下入侵汉边郡,但大漠以南河套之地的主权国已然改换,匈奴帝国全面退出黄河流域。

河西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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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季,汉廷遣霍去病率军自陇西郡出发西征,攻入匈奴帝国的河西走廊,屯驻当地的休屠王、浑邪王、折兰王、卢胡王、遬濮王等五王国兵败如山倒,折兰王与卢胡王更兵败被杀,汉军“过焉支山千余里”而返,匈奴军损失至少18000多人[45][46],同年夏,霍去病再次西征,大破匈奴军于祁连山一带,斩杀遬濮王而回。

大约在汉朝西征的同时,匈奴帝国第二号人物左屠耆王率军南攻代郡、雁门郡,“杀略数百”汉民而去,张骞与李广率军自右北平郡北征左屠耆王,但李广军一度被左屠耆王所围困,后张骞军及时赴缓击退左屠耆王军才将李广解救出来,汉军因损失过多而退,与西线的失败不同,匈奴帝国在东南方向的燕山北麓与汉军打成平手。

同年秋,河西走廊的大败仗传入伊稚斜单于耳中,数万兵马的损失引起了单于的愤怒,扬言要处决休屠王与浑邪王,当然,自挛鞮伊稚斜登单于位以来的六年间吃了多场败仗,特别是退出河套的弃地决定即使有着军事上的考虑,但仍不可避免会损害单于的权威,既然休屠王与浑邪王败仗连连又没有像其他六王或战死或被俘,正好拿来杀王立威,不过休屠王与浑邪王两人一知道自己有生命危险后,立即遣使向汉朝投靠,连人带地附汉,汉廷派霍去病率军迎接二王,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所杀,浑邪王合并两王部众共四万余男女降汉,浑邪王至长安,被汉廷封为漯阴侯[注 19],而汉朝著名大臣金日蝉就是休屠王之子。

值得一提的,孝武帝为欢迎浑邪王的投降,耗费了大量财富赏赐给浑邪王及其部众,费“百余巨万”,以致国库为之一空,令后来徙民实边、赈济贫民时出现财政紧张[47][48][49]

另外,迎接浑邪王也引发两起政治风波,当时就有官员因此而批评皇帝。这一事件也是一种预兆,预兆汉王朝的霸权不同于匈奴帝国的霸权,霸权不会为汉朝带来多少经济利益,甚至有可能亏本,巨大的人命伤亡及财富流失是为了农业定居住民的安全而不得不付出的,但为了赏赐降者而耗费巨量的财富就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不应该,事实上,浑邪王之所以选择投降是因为败仗连连而被单于怪罪,浑邪王之所以败仗连连是因为霍去病的大军强势能打胜仗,归根究底,武力才是决定形势的根源,如果汉王朝没有强大的军力,再多的财富亦只是匈奴人等游牧民族的战利品,这种大量赏赐降者应该是来自“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王者战义,帝者战德”这一类儒家思想,但孔子之时,无论是周室还是诸侯,面对的除了彼此就是邻近半农半牧定居为生的戎狄之民,有着较相近的价值观,自然可以用中原社会经验来应对,但自战国后期,特别是秦朝统一以来,中原住民所面对是有着完全不同文化价值观的他者,这一点可以从叛徒中行说对汉朝使者的刁难可以看出,又强者为尊是草原风俗最高原则,这一点可以从冒顿单于的征战看出,所以为浑邪王之降而耗费“仓府”是不应该!另外,赏赐来降者一次就令“仓府空”,那下一次?当下一次来降者的赏赐及不上一次来降者的赏赐,容易令对方产生心理不平衡,与其施仁义不如养强兵,对待非华夏的敌人当如冒顿之法“尽斩杀降下之”,拿中原文化价值观来要求游牧民族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老百姓出钱出力贡献朝廷打外敌的结果是战败的敌人竟成为朝廷的坐上宾,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义!如果要长久解决游牧民族的侵扰,成功整治匈奴人以外的游牧民族的冒顿单于才是汉廷需要模仿的对象。

汉廷得到“地空无人”的河西走廊[18],而浑邪王部众四万多人则分徙至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的“故塞外”,即是位于元光二年汉王朝边界以外的匈奴地界上——可见汉廷击败匈奴后,此五郡辖区亦向匈奴地界有所扩展——又设立五个属国机构管辖这四万多男女,同时,陇西、北地、上郡等三郡不再与匈奴帝国接壤,当地驻军因而减半。

这一年(公元前121年),大漠以南的区域尽为汉有,虽然匈奴军在次年即以入侵杀略右北平、定襄两郡汉民“千余人”作为回应,但已于事无补,而汉朝拓疆河西走廊,得到了与臣服匈奴帝国的西域诸王国展开外交来往的机会。

漠北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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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三年的斗争,匈-汉之间的边界北移至大漠一带,在战争中处于下风的伊稚斜单于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作出将兵力重心移至大漠以北的决定,四年后,大漠以南的匈奴势力已被汉兵扫荡一空,汉廷为了打击在漠北的匈奴军大本营,开始谋划新一轮攻势,河西战役的隔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匈-汉战争中战绩显赫的两位名将,卫青与霍去病分别率领十多万大军北征,兵分两路,一路出代郡、一路出定襄郡,跨过大漠,深入草原。

数十万汉兵的调动自然暪不过单于的耳目,当得知汉朝的军事行动后,伊稚斜单于亲自率领精锐,以逸待劳,而卫青军在匈奴境内探得单于所在,遂前往攻打单于军,汉、匈两军交战,虽然单于亲临,但匈奴军处于下风,旋被汉兵左右包抄,单于见势不妙,在黄昏时分率数百精骑突围而逃,失去消息,余下的匈奴军在汉兵的攻势下溃败四散,这证明了即使汉军强于匈奴军,作为游牧民族自小习得的技能,匈奴军“迁徙鸟举,难得而制”,打不过还跑不过?卫青军虽胜,然亦只能击溃而非围歼匈奴军,逃散的匈奴兵只会再度成为匈奴帝国军队的一部分,不过汉军在草原中心地带正面打败由单于亲领的匈奴军,是匈奴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败仗。 大胜之后的卫青军连夜向着单于逃亡的西北方向追击,一直追击了“二百余里”,至黎明之际才停止追击,转而攻克匈奴人在寘颜山一带的赵信城,屯驻一日后即焚城而返汉。 在卫青军攻打单于军之际,霍去病所率领的另一路汉军正攻打匈奴帝国的东部地区,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毕竟匈奴军的主力部队都被伊稚斜单于带走,霍去病军的胜利并不令人意外,霍去病军所部深入匈奴地界,直抵贝加尔湖岸边一带,然后南返回国[50]

而伊稚斜单于的消息不止汉军不知道,连匈奴军也不知道,还以为单于已经死于非命,于是推举右谷蠡王登单于位,成为匈奴帝国新一任单于,直至10多日后,挛鞮伊稚斜才活生生回到军中,右谷蠡王自然要从单于位上退下来,虽然史书没有记载该任右谷蠡王的下场,但匈奴帝国最高权力之争是残酷的,如冒顿单于之杀父杀弟杀后母、伊稚斜单于起兵驱逐其侄挛鞮于单,至少可以想见右谷蠡王的政治生涯到此为止了。

此战后,被冒顿单于征服的乌桓人趁机脱匈转投汉朝阵营,“为汉侦察匈奴动静”,汉朝亦设立护乌桓校尉以负责诸乌桓人的事务。

兵败后的单于惧于汉军之威,加上霍去病一军杀入帝国东部,单于遂遣使汉朝以图重新讲和,恢复冒顿条约,挟大胜之余威的汉皇帝自然不会同意恢复79年前的不平等和约,反而要求单于向皇帝称臣,而伊稚斜单于拒绝称臣,并以扣留汉朝使节作为强硬的回应,但匈奴新败,未能发起大规模的攻势,而汉朝虽然战胜,马匹器械损失亦多,接着七年,两国都没有向对方发起大规模军事攻势,这段时间成为八十年战争期间较和平的一段时间,当然,匈奴作为游牧民族,仍然有小股侵掠的习惯,作为主和派一员的狄山就是在下放驻守一处亭障时被匈奴人所杀害。

漠北之战与收复旧疆的漠南战役、拓疆的河西之战不同,漠北之战并没有扩张汉王朝的郡县版图,漠北草原并不适合耕作定居的生产形态,要实现对逐水草而居的牧民的管理,汉族国家显然并没有找到对草原牧民实行直接控制的门道,所以汉兵深入漠北草原扫荡,沉重打击匈奴帝国的军事力量与威信后,不得不退回漠南华夏,一度亡命天涯的伊稚斜单于才得以重回权力中枢,重新成为单于,否则匈奴帝国在草原地区的统治很可能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就终结,更遑论在汉洲地区寄居苟延残喘至公元5世纪。

战争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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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匈奴单于挛鞮伊稚斜过世,其子挛鞮乌维成为第六任匈奴单于,是为乌维单于,即位之初并不敢主动攻打汉王朝,至乌维单于在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12年)秋季,乘着汉廷发兵攻南越国的时机,匈奴帝国与西羌各部联合攻打汉朝,西羌人东侵,围攻陇西郡的安故、枹罕两地,乌维单于遣军南侵五原郡,大掠而退,而西羌军在次年(公元前111年)冬季即被汉兵讨平,不久,南越国被汉兵平定,至此,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旧地归并汉王朝,其后汉廷遣军北征匈奴,深入草原,但“不见匈奴一人”,汉军搜索不到匈奴军的位置,不得不无功而还,显然易见,乌维单于对打败汉军没有信心,当汉军北上,匈奴军即采取避战的姿态,回避与汉军决战,代表漠北之战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匈奴帝国。

这种弱势方避战的选择可以说是游牧民族的特权,如果形势逆转,匈奴军深入中原地区,作为弱势方的汉军根本没有可能选择避而不战,否则敌军就会将一个个城镇占据,国土日蹙,最终灭亡,而机动性与粮草供应也制约汉军避战选择的可行性,另外,汉洲有完善行政区划,大量的官僚阶层及文书档案,入侵者很容易就得到华夏的地理资讯,相比之下,漠北草原并没有设有行政区划统一地名,没有文字记录文书档案,入侵者自然难以得到完整的草原地理资讯,好比巴黎、纽约、东京,任何人也知道,但如果换为南美洲亚马逊某条小村落,除了当地人或研究当地的人,谁会知道某条小村落的存在?茫茫草原,没有城镇或道路,只有“水草”可为地理识别,围攻零星的城镇村落也不足以令匈奴军援救,来围点打援,没有歼灭匈奴有生力量之前,要控制草原地区就要维持庞大军队在当地驻扎,这些因素都令华夏人难以控制草原地区,也令匈奴单于能够选择以空间削弱敌人,弃地避战“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反过来汉朝就做不到弃空间以削弱匈奴兵,不得不坚城固守,一方强势时进攻掠夺,弱势时躲避,另一方强势时进攻但不一定打着敌人,弱势时不能躲避只能捱打,某程度上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战斗。

北征因乌维单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无功而还,同年(公元前111年),汉廷与其诸侯国东越国发生战争,次年(公元前110年)年初,东越国灭亡,至此,汉王朝终于统一汉洲全境,大约与此同时,孝武帝北巡至东套,遣使匈奴,向乌维单于说:

这段言论表明汉廷在匈奴面前已拥有军事自信,有信心正面打败匈奴军,虽然以“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来向匈奴炫耀武功,但匈奴帝国与南越国不同,非定居耕作之民,没有名城巨镇可攻,也没有财富可掠,牧民上马为兵,下马为民,机动性极强,“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难以灭之,故而皇帝亦只能以“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来嘲讽单于,约战分胜负,然而匈奴“不羞遁走”,单于脸皮又极厚,自然不会与强不可当的汉兵战斗,“远走”、“亡匿”代表单于有着自知之明而“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不过作为传话的汉朝使臣则被愤怒的单于扣留。

第一次和平谈判与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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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维单于虽然扣留汉朝使节,但为了赢得“休养息士马”的时间,避免汉军来攻,仍然与汉廷交通往来,表达遣子入朝为人质,以求和亲的意向,当匈-汉为确定双边关系而争执时,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秋,汉朝遣军进攻朝鲜王国,次年冬季,汉军攻破楼兰王国、车师王国,大胜而回,正式将军事力量投射入西域地区,同年夏季,朝鲜王国投降,成为汉朝的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版图。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夏季,匈-汉之间长达三年的和平谈判破裂,乌维单于以匈奴使节病死为借口,再度遣军攻汉,抄掠汉边,令汉朝不得不再度加强边防。隔年(公元前105年),挛鞮乌维卒,其子挛鞮乌师庐继任单于,因为挛鞮乌师庐年纪太轻,被称为儿单于,虽然匈-汉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但汉廷仍遣使吊慰。

同年,汉朝与西方诸王国的外交往来频繁,其中帕提亚帝国更是首度遣使华夏国。同样是在在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匈奴帝国慑于汉朝的军事压力,单于庭迁往草原地区西北部,负责东部地区的左屠耆王西移,隔着大漠对着云中郡,负责西部地区的右屠耆王西移,南对着隶属于汉朝河西四郡的阿拉善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这是匈奴帝国的战略大挪移,意味着匈-汉两国战线重心及单于庭的西移,匈奴帝国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减弱,而右屠耆王的重要性上升,能够向单于庭施加更多的影响。

第二年,帝国统治阶层产生矛盾,左大都尉暗中遣人交通汉朝,约定暗杀儿单于投向汉朝,要求汉朝遣军来接应,于是汉军至居延泽以北筑受降城(位于戈壁阿尔泰山南麓一带),入秋,作为匈奴帝国藩属国的大宛王国杀害汉使节,激使汉朝发兵万里征伐大宛,但西城诸王国作为匈奴帝国的臣属,自然不会接应汉军,数万汉军只得在没有后勤的情况下西进,次年(公元前103年)春季,汉朝遣军二万北上至浚稽山以接应左大都尉,但左大都尉暗杀单于失败,左大都尉被反杀,汉军撒退,单于遣八万匈奴军追击汉军,至受降城北400里,汉军被匈奴军重重围困,不得已被迫投降匈奴,于是匈奴帝国新增二万人口,是匈奴军长达26年失败以来首个胜利,儿单于乘胜攻击受降城,但屡攻不克而退,只派军抄掠汉边村落而还,秋季,汉军至大宛王国,士兵只剩下数千人,攻郁成城不克,反为大宛军所败,汉军兵员伤亡及逃亡过多,不得不撒回敦煌,匈奴得以保住西城诸藩属国,这一年汉朝遭受两次失败,匈奴帝国某程度上在八十年战争中扳回一城,不过西征大宛失败后,汉朝准备再次发兵西征,这一次汉廷调动华夏全国资源为西征准备,汉军的规模更大,同时遣使乌孙王国,计划联合攻打大宛王国。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春,儿单于企图再接再厉进攻受降城之际,这位不受帝国统治阶层欢迎的单于突然病死,挛鞮乌师庐之子被以“年少”为籍口排除继承单于位的资格,权贵拥立挛鞮乌师庐的叔叔、挛鞮乌维的儿子右屠耆王挛鞮呴犁湖为新单于。

挛鞮呴犁湖旋即在秋季率军入侵定襄郡、云中郡,杀掠数千人而还,同时新任右屠耆王亦率军攻击酒泉郡、张掖郡,大掠而去;在匈奴军与汉军在阿拉善沙漠两端交战之际,一支规模巨大的汉军正西征大宛王国,横穿西城诸王国,诸国慑于汉军强势不得不供应粮食,单于得到汉军第二次西征的消息,打算直接遣军遮杀汉军于中途,但因为汉军军力强大而“不敢当”,不敢攻击西征军,反而遣使要求楼兰王国不准汉朝使节经楼兰西向,企图截断西征军与汉朝的联系,不过消息走漏,孝武皇帝立即命令汉军逮捕楼兰王来问责,最后接受楼兰王的说法而遣返楼兰,不过楼兰王的两边倒立场引起匈奴帝国的猜忌[51]

在西城,忠于匈奴拒绝汉军要求供粮的轮台王国直接被夷灭,汉军直抵大宛王国首都宛城,同一时间康居王国派军来援助大宛王国,但慑于汉军强大,只敢远远屯驻与围攻宛城的汉军对峙,而乌孙王国派兵2000骑助汉军,但实际上并不参战。

在汉军攻势之下,大宛权贵杀大宛王以与汉军讲和,另一路汉军则攻破郁成城,并迫使康居王国交出逃逸的郁成城首领,达到目的后汉军还师,不过在轮台王国旧地及渠犁两地各留屯汉兵数百人,作为汉王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52]

第二次和平谈判与宫廷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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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军第二次西征的次年,西域诸王国各自遣使华夏国,代表西域诸王国不再一边倒站在匈奴帝国一边,随着哪边强就倒向哪边,自从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降服西域诸王国以来,匈奴帝国独霸西域以至中亚地区72年的局面被打破,刚才扳回一城的匈奴帝国旋即失去西域诸藩属国的单边效忠,同年冬,在位仅一年多的呴犁湖单于莫名其妙死亡,他的弟弟左大都尉挛鞮且鞮侯被拥立为新单于,匈奴统治阶层正式确立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

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一年,新单于的上任为已经战斗了三十多年的匈-汉战争带来了一丝和平的曙光。且鞮侯单于非常肉麻地向汉廷谄媚:

当初汉高祖之所以同意与单于和亲,是以为单于成为皇帝的女婿后,其单于继承人就是皇帝的外孙,确立匈-汉两国的女婿/外孙-岳父/外公关系以及结义兄弟关系,天真地以为如此会为两国带来和平,然而实际上和亲岁贡并没有为边境带来和平,匈奴军仍然不时南侵劫杀,成为匈奴阏氏的汉公主在匈奴统治阶层并没有任何影响力,虽然且鞮侯单于以汉皇帝的女婿自居,但无论是在且鞮侯单于之前还是之后的历任单于,没有一位单于是汉公主所生,可以说以和亲岁贡谋和平的计划早就全面失败,类似向黑社会交一大笔保护费后,仍然不能完全消除黑势力的滋扰,只是程度减轻,而是很讽刺地,这层不能阻止匈奴军南侵的虚拟姻亲关系————没有任何一任单于之母是汉公主,也没有证据证明汉公主曾为单于生儿育女,挛鞮家并没有汉朝皇室血统,所以匈-汉两国皇室之间的姻亲关系只限口头约定,是虚拟的,不曾实际存在————反成为且鞮侯单于说服汉军停止北征的借口,后来挛鞮渊更利用这个虚拟关系“冒姓刘氏”来合理化匈奴人起兵征服中原的举动,难怪华夷大防这种对异民族的猜忌总是在汉族人民的思想中占一席位。

且鞮侯单于同时也将之前所扣留的汉朝使节放还华夏,令汉廷以为两国可以停战讲和,同时三十多年的战争对于不能以战争牟利的汉国来说,亦虚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加剧了社会矛盾[注 20],于是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公元前100年)春季,汉国亦放还所扣留的匈奴使节,同时遣苏武为使,带着大笔财物赠送挛鞮且鞮侯,不过单于之所以放低姿态只是“恐汉袭之”,加之匈奴帝国自儿单于以来“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国人多不安”,国内局势亦不见乐观[36],单于新上任之初不得不为稳固权势争取时间而使的诈和手段,当单于白白得到一笔来自汉洲的财物后就原形毕露,“单于益骄,礼甚倨,非汉所望也”,所以和平的曙光其实是且鞮侯单于发出的假讯息,用来误导汉王朝对匈奴帝国意图的研判,和平只是烟幕弹,明显是仿效其兄乌维单于“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的故智,再往上追溯,与冒顿单于送马送阏氏以麻痹东胡王的手段雷同。

在汉朝使节逗留单于庭时,匈奴帝国发生了一场政变,导致无辜的苏武被扣留。

三年前被儿单于迫降的2万汉军之中,有七十多人与副使张胜密谋发动政变,计划劫持单于之母大阏氏投奔华夏国,但因为其中出了一个叛徒泄谋,政变失败,随后张胜与政变人物的交通被掀发,且鞮侯单于于是将正使苏武、副使张胜等人监禁[54]

既然这场政变在单于的意料之外,但也给单于一个停止和平谈判的好借口,只要将汉朝使节卷入政变案,即可将谈判破裂的责任怪罪在汉朝身上。于是和平的假象被揭去后,两国战争状态继续。

重整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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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夏季,汉国遣军北征,大破右屠耆王,然而单于随即率军围困汉军,因汉将赵充国奋力死战,汉军才能突破匈奴军重围而退。这次失利不久,汉国再遣军北征,其中李陵率领5000汉兵,经受降城北上至浚稽山一带(戈壁阿尔泰山北麓),与单于军遭遇,被三万匈奴军包围,虽然匈奴军以六比一的人数优势攻击汉军,但屡攻不克,且鞮侯单于于是召唤国内东部及西部驻军八万多骑兵前来助攻,令围攻李陵军的匈奴军人数将近十二万,以近24:1的优势兵力攻打李陵军,但仍屡攻不克,李陵军且战且退,至鞮汗山一带(位于今蒙古国古尔班赛汗国家公园),离汉边百余里,李陵军弓矢用尽、士卒伤死惨重,于是李陵军不得不四散突围,最后只有四百多名汉兵返回汉国,而汉将李陵则被单于军所俘虏[55]

同年底,汉国派匈奴降王率领楼兰王国的军队去攻伐车师王国,但被右屠耆王率军击退。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秋季,匈奴军入侵雁门郡而还。

次年(公元前97年)春季,汉国派兵分三路北征匈奴,同时也带有解救李陵的目的,汉军主力与且鞮侯单于率领的匈奴军大战于余吾水(蒙古国土拉河)南岸,这一次是汉军第二度深入漠北草原决战单于亲领军,两军战斗10多日,双方打成平手,汉军见不能取胜于是退兵,另外两路汉军,一支与单于长子左屠耆王遭遇,交战不利而退,另一支在草原上没有遇到匈奴军,无功而还。

这次汉军北征得到李陵为匈奴练兵的误传讯息,令汉廷错误诛杀李陵全家,但事实是李绪为匈奴练兵而非李陵,这个错误决策,令李陵断了回归汉国的念头,同时侍机派人刺杀李绪,于是李陵得罪了单于母亲大阏氏,且鞮侯单于不得不将李陵流放至匈奴北方,直至大阏氏死后,李陵才重返单于庭,不久受单于封为右校王,还娶得单于之女为妻,与丁零王卫律同朝为臣,不过相比之下,卫律更得单于信任,“常在单于左右”,只“有大事”,李陵才能“入议”。

在挛鞮且鞮侯四年多的统治中,匈奴以诈和骗得汉国一笔财物,同时又以汉使节参与宫廷阴谋为借口将和平破裂的责任飞锅汉国,在战争中,挛鞮且鞮侯领导的匈奴军占上风,特别是在余吾水之战中,匈奴军与汉军打成平手,相比22年前其父挛鞮伊稚斜在漠北之战的兵败逃亡,明显有所进步,而且汉国误信——不排除是挛鞮且鞮侯故意放出来的——李陵为匈奴练兵的讯息,令挛鞮伊稚斜得到一位优秀——能以5000汉军一度成功对抗十一万匈奴军——汉族将领的投效,可以说挛鞮且鞮侯扭转匈-汉两国全面开战以来汉王朝占据上风的态势,此后匈-汉战争步入相持不下的均势期。

第二年(公元前96年),且鞮侯单于死,其次子左大将先至单于庭,被权贵拥立为新单于,不过其兄左屠耆王已至单于庭外,虽然之后史称左大将与左屠耆王互让单于位,仿佛有汉族传说中的禅让之风,不过冒顿、伊稚斜争位的过往以及对儿单于的暗杀之举,匈奴帝国统治阶层会有如此风高亮节的举动实在令人怀疑,不论事实真相如何,最终左屠耆王与左大将所代表的两派势力达成协议,左大将退下单于位,改以左屠耆王为新任单于,但约定左屠耆王需要以左大将为单于继承人,于是帝国确定左屠耆王为新单于,即狐鹿姑单于,不过这一场看上去非常友爱的兄弟互让约定,却成为匈奴帝国在本世纪内乱的源头[55]

狐鹿姑单于上任后遵守约定,以左大将为左屠耆王,不过左屠耆王寿命比不上其兄狐鹿姑单于,数年后就病死,于是单于趁机以己子为左屠耆王,而故左屠耆王之子、单于之侄挛鞮先贤掸被授职为负责西域藩属国事务的日逐王[55]

狐鹿姑单于统治的最初数年,匈-汉之间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冬,单于遣军入侵上谷郡、五原郡,杀掠当地吏民而去,次年(公元前90年)春季,匈奴军入侵酒泉郡、五原郡而去,同时匈奴人也作出挑衅举动,将一匹马的四足缚着,放在汉边塞之下,声言:“秦人[注 21],我丐若马。”嘲讽汉国良马不如匈奴,也带有对汉国军事力量的诅咒含义[56],在匈奴新一轮的入侵与挑衅后,皇帝派李广利率军自五原郡北征,也另派两路汉军北征匈奴,狐鹿姑单于闻讯立即采取兵力收缩,单于率军,以辎重待于郅居水(色楞格河)北,亲率大军南渡姑且水(图音河),左屠耆王率领部众北渡余吾水(土拉河),退至兜衔山驻守,李广利率汉军主力北上,在夫羊句山击破丁零王卫律与右大都尉率领的匈奴军,进据范夫人城(今南戈壁省省会达兰扎德嘎德西北一带),正当李广利军深入漠北时,汉国首都却发生了一场政坛地震,李广利的女婿丞相刘屈犛因为卷入诅咒皇帝,的案件而被处决,其妻也被处决,而李广利的妻子亦被捕入狱,身处前线的李广利闻讯后希望立下大功以抵消罪过,于是领军至郅居水,与新任左屠耆王、左大将率领的匈奴军交战,战斗中,左大将被杀,其时汉军士气不高,认为李广利“危众求功”,有军官企图发动兵变,旋被李广利敉平,但李广利经此认识到士兵已无心恋战,决定退兵,狐鹿姑单于“知汉军劳倦”,亲率大军追击李广利,至燕然山一带,单于军击溃李广利军,李广利投降,作为汉国著名的将军,匈奴人曾誓言要捉拿李广利来祭神,但单于为了拉拢李广利效忠,不惜以女儿下嫁李广利,地位更在卫律之上[55],而投降的汉军,令匈奴帝国白白得到十万汉族精壮,补充帝国的人力[57]

至于另外两路汉军,一路至涿邪山,没有遇上匈奴军而还,但在返程途中,单于派一名大将率军追击,并以李陵为名义上的大将,一路上匈奴军与汉军战斗九日,至蒲奴水,匈奴军见不能取胜,于是退还;另一路汉军至博格达山,遭遇匈奴军,但没有发生战斗,这一支匈奴军认为没有打败汉军的机会,于是亦退兵,这一路汉军就此止步不前[55]

同一时间,汉国担心车师王国助匈奴截断北征军的退路,于是遣匈奴人成娩率领由楼兰、尉犁、危须等共六个王国共同派出的军队,加上数万汉军,向北攻打车师王国,俘虏车师王,令车师王国倒入南方的汉国阵营,这个也是汉国在这一场战争攻势中唯一的胜利,但大破车师之后的退兵途中,却发生缺粮危机,为胜利染上瑕疵[56]

第二年(公元前89年),基于最近数年北征匈奴的战争成果未如理想,加之汉国社会已因多年的战争消耗而开始出现动荡矛盾,孝武帝于是颁布罪己诏,后悔去年轻率发动北征以致失败,决定“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代表汉国的战略由攻势转为守势,以治理国内社会矛盾为优先事项,汉军多年来的大规模攻势告一段落[56]

同年,狐鹿姑单于之母生病,在丁零王卫律的唆使下,单于杀害女婿李广利来实施人祭,不过李广利死前留下一个诅咒:

匈奴人杀害李广利后,恰好“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以为是李广利诅咒实现的单于急忙地为李广利立庙祭祀[55]

第三次和平谈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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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阻截汉国攻势、迫降汉军的狐鹿姑单于一边遣使西羌,企图煽动羌人东侵汉洲[57],另一边又遣使汉国,在其给汉国的国书中,单于吹嘘“胡者,天之骄子也”,要求“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并指出只有汉国接受匈奴的条件,才能保证“边不相盗”,简单来说,匈奴帝国要求恢复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的不平等和约,这种如同黑社会的勒索自不会再被汉国接受,当狐鹿姑单于企图刁难汉国派来使节而被顶嘴得哑口无言,一如既往,汉国使者被恼羞成怒的单于扣留[55],而匈奴使节对羌人的煽动亦没有能成功。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春季,孝武皇帝崩,作为古代汉国1600多年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对匈奴帝国的战争成为其最显眼的功绩,回顾截至本年的汉-匈两国战争,战争最初三十年,汉国对匈奴的攻击节节制胜,直至匈奴帝国作出单于庭西移的战略重心转变,之后在策应暗杀儿单于的军事行动中,过于寄望暗杀成功而忽略了失败的应对,北上的汉军旋被儿单于迫降,但不久,汉国西征大宛王国成功,兵威之下,西域的匈奴蕃属国纷纷脚踏两船,这次西征成功洗擦了一年前被儿单于打败的污点,而二年后李陵兵败被俘,代表汉军进攻胜利的阶段完结,从公元前99年开始,汉军每次攻击匈奴帝国都没有再得到如初期三大战役的辉煌战果,公元前97年,李广利率军与匈奴军决战漠北,没有分出胜负就退兵,公元前90年,李广利再次率军与匈奴军决战漠北,同样没有分出胜负就退兵,在回国中途被单于率军围困迫降,次年孝武皇帝即下罪己诏,代表从公元前133年开始至公元前89年,汉国对匈奴帝国长达四十四年的战略攻势告终,转为休养生息的战略守势,虽然四十四年的战争加之汉国“内兴功利,役费并兴”,令国内“天下虚耗”,甚至一度出现“人复相食”的王朝初年悲剧,不过匈奴帝国也好不了多少,四十四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匈奴境内,同时匈奴军南下抄掠愈发难得,不能透过抢夺汉国人畜财富以补充匈奴损耗的国力,帝国“孕重墯㱩,罢极苦之”,两国暂时没有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力量,与此前相比,公元前89年开始,匈-汉战争的冲突规模下降。

继续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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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狐鹿姑单于得知汉国皇位更替,即遣军南侵汉国朔方,杀掠吏民而去,不过从有关记载来看,这次匈奴军南侵规模不大,汉国随即屯重兵于边塞防御,其时汉国北边国防线经过四十四年的战争后,相较于汉初已大幅度北移,可以说与戈壁沙漠南缘平行,匈奴军如果南下,刚才走出大漠后即会遇上汉军防线,长城的多重防线有效地减低匈奴军抄掠的成功率,“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匈奴帝国只能依靠现有的人力物力与汉国进行长期消耗战[55]

在狐鹿姑单于统治期间,位于乌孙王国与康居王国之间的乌襌幕国持续受到两大强邻的欺压,遂率国民数千人东迁,向匈奴帝国称臣,入居帝国西部,受右屠耆王管辖,乌襌幕国的统治者多次与挛鞮家通婚,比如迎娶日逐王挛鞮先贤掸的姐姐、以女儿下嫁予狐鹿姑单于的孙子挛鞮稽侯狦等等。

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狐鹿姑单于病死,死前曾公开表示愿以弟弟右谷蠡王继任单于,不过其妻颛渠阏氏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女性,待其丈夫狐鹿姑单于一死,颛渠阏氏立即封锁消息,与丁零王卫律合谋,矫诏立狐鹿姑单于之子左谷蠡王为新单于,是为壸衍鞮单于,这次单于位更替,自然令曾有机会继位的右谷蠡王以及左屠耆王皆心生不满,二王图谋率众投靠汉国,但又担心自身力量不足,会被新单于所阻,于是二王企图拉拢卢屠王一起造反,不过不是南投汉国,而是改为西奔乌孙王国,脱离壸衍鞮单于统治,但卢屠王转头就向单于告密,只是当单于向二王问罪时,右谷蠡王反而控告卢屠王有脱匈企图,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右谷蠡王的诬告成功,卢屠王从此不见史载,之后右谷蠡王与左屠耆王打消脱匈计划,新上任的壸衍鞮单于暂时压服不满,控制了帝国,不过右谷蠡王与左屠耆王不再出席在每年五月举行的茏城祭,帝国统治阶层出现了一道裂痕[55]

第四次和平谈判的无疾而终与战火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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壸衍鞮单于统治的最初数年,缺少抄掠红利的匈奴帝国仍然没有走出“孕重墯㱩,罢极苦之”的境况,相比南方汉国埋头修炼内功达至昭宣之治,公元前85年的帝国单于位更替令“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壸衍鞮单于听从卫律的建议,在统治的第五年(公元前81年)主动向汉国提出讲和与和亲,最迟从老上单于开始,匈奴数十年来成功征服周边各族各国,压服华夏国,令匈奴人出现傲慢自大的匈奴优越主义思想,如狐鹿姑单于更自称为“天之骄子”,能够令匈奴帝国放低高傲的姿态主动求和,可证匈奴国内的困难处境比武帝朝的汉国更为不堪。丁零王卫律大约在壸衍鞮单于统治统治的最初三至五年左右过世[55]

在汉国的要求下,壸衍鞮单于放还包括苏武在内的过往被帝国扣押的汉朝使节,看起来匈-汉两国似乎再次出现和平曙光之际,第二年(公元前80年),匈奴帝国遣军南侵,不过被汉军击破,“汉无所失亡”,反而匈奴军将领之一的瓯脱王被汉军俘虏,单于担心汉国会从瓯脱王口中知道帝国内部的讯息,引致单于庭被汉军攻击,于是“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继公元前105年后,单于庭进一步移向西北方,以远离汉军可能的攻打范围,下一年(公元前79年),壸衍鞮单于更在余吾水(土拉河)上作渡桥,以便一旦汉军深入漠北草原,单于可以立即转移大批军民至水北暂避,同时又遣9000骑兵屯驻汉国受降城一带,侦察汉军兵力调动,以防备汉军突然攻击[55]

虽然狐鹿姑单于在公元前90年迫降深入草原的汉军,取得匈-汉开战以来匈奴帝国最大的胜利,在给汉国的国书上显现满满的匈奴优越主义情绪,不过在10年后,其子壸衍鞮单于却恐惧汉军来犯,未战就先安排好后路,从侧面可证自公元前90年以来匈奴帝国国力每况愈下,以致单于不得不担心战败的可能,然而矛盾的是,壸衍鞮单于一边担心来自汉国的攻击,一边却主动攻击挑衅汉国,这反映了匈奴优越主义的自大情绪与现实国力衰落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加上单于之所以能登位全然出自颛渠阏氏与卫律的阴谋,自身不是其父狐鹿姑单于所属意的继承人,如果单于表现得太窝囊,难保会被信仰丛林法则的匈奴牧民看不起,何况右谷蠡王与左屠耆王己经多年不出席在每年五月举行的茏城祭,一个懦弱的单于又如何镇压国内野心家?

虽然匈奴帝国多次攻击汉边,但仍有统治阶层然希望讲和,比如单于之弟左谷蠡王,只是出于匈奴优越主义影响,拉不下脸子主动向华夏求和,加上担忧被皇帝拒绝,寄望于“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不过左谷蠡王作为匈奴主和派很快死亡,和平的计划破产[55]

在壸衍鞮单于统治的第八年(公元前78年)春季,单于遣犁污王侦查汉边塞,看看哪里防御比较薄弱,最后决定攻击酒泉郡、张掖郡,不过入侵攻势在发动前即已泄漏,汉国随即下达警戒,不久,右屠耆王与犁污王率领4000骑兵,分三路试探性攻击张掖郡的日勒、屋兰、番和等三县,不出意外地匈奴军兵败,犁污王阵亡,4000骑中只有数百人幸存,“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不过同年稍后,又遣军南侵五原郡,杀掠汉民数千而去,不久又遣军数万攻击长城防线,“略取吏民去”,入冬,适逢乌桓人背叛汉国,多次攻击汉国长城防线,匈奴军为报复乌桓人早年盗掘历任单于墓的冒犯举动,以二万骑兵攻打乌桓人,交战之际,匈奴军得到汉军前来的消息,旋即退兵,之后汉军攻打乌桓人,斩杀三个乌桓王而去,经此一役,乌桓人元气大损[55]

第九年(公元前77年),适逢楼兰国王过世,壸衍鞮单于立即派遣在匈奴的楼兰质子安归入楼兰王国,扶立安归成为楼兰王,不过汉国很快反应过来,派使刺杀亲匈奴的安归,改扶尉屠耆为楼兰王,并更名楼兰为鄯善,又遣军在鄯善王国的伊循城屯驻,确保鄯善王国留在汉国阵营内,不过之后数年,匈奴帝国逼使车师王国倒向己方阵营[55]

帝国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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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国自公元前89年后已不再向匈奴帝发动攻击,但匈奴人的帝国向汉国的入侵处处碰壁,所得并不能弥补帝国在四十四战争中严重的人畜损失,十五年来,帝国不能向汉国勒索吸血以恢复国力,遂将注意力转向西方草原地区,失之于南,取之于西,在帝国以西直至黑岸北岸的南俄草原都是可扩张方向,品质较之余吾水(土拉河)流域草原更好。

在壸衍鞮单于统治的第十二年(公元前74年),帝国遣使乌孙王国,要求乌孙昆莫翁归靡交出其妻刘解忧,旋即遣军——车师王国亦派兵助匈奴——攻取乌孙王国车延、恶师两地,以逼使乌孙王国加入帝国阵营并令其与汉国交恶,翁归靡与刘解忧立即遣使向汉国求救,正巧汉国出现皇位更替,反应滞延,翁归靡与刘解忧于是再次遣使向汉国新皇帝求救,至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在乌孙王国与匈奴帝国周旋近二年后,汉国才准备好遣军16万,兵分五路北征匈奴,同时翁归靡亦遣军5万东征匈奴。自公元前89年汉国改采战略守势十七年后,首度发动大规模北征攻势[55]。

壸衍鞮单于得知两国来攻时,立即转移军民,“老弱奔走,驱畜产遁逃”,远离汉军可能途经的范围,令汉军五路战果稀少,至第二年(公元前71年)春,战争结束,16万汉军总计斩首二千三百余级、获牛羊马八万余,这再一次证明游牧民族强势时进攻掠夺,弱势时能躲避,而定居农业的汉族强势时进攻不一定能打着游牧敌人,但弱势时却不能躲避只能捱打,所以自古以来,汉国多次被卷入一场又一场不公平的战斗。

相比之下,同为游牧民族的乌孙军对匈奴人知根知底,战果则丰硕得多,5万乌孙军大破匈奴军于右谷蠡王驻所,总计斩首三万九千余级、获牛羊马六十万余,经过这场战争,匈奴帝国与乌孙王国结下死仇[55]

同年冬季,壸衍鞮单于为报复乌孙人,率军西征乌孙王国,“颇得老弱”而还,不过在回师中途,遇上恶劣的暴风雪气侯,史称“还者不能什一”,匈奴军减员达九成,受到大幅削弱,完全抵消打败乌孙王国所获的战果有余,自公元前209~前202年间被冒顿单于征服的丁零人乘机脱离匈奴帝国统治,反过入侵匈奴北境,同时乌孙王国也反应过来,遣军东侵匈奴西境,而乌桓人也西侵匈奴东境以报复七年前壸衍鞮单于的一箭之仇。

经过这一场两国四方——匈奴帝国与乌孙王国,而乌桓人与丁零人各自都不是一个国家——的草原大混战,匈奴帝国数以万计的人口死亡,损失马牛羊无数,同年冬季发生更严重的雪灾,天灾人祸的打击,令帝国永远失去三成人口及五成牲畜,大幅度削弱了帝国的国力,“诸国羁属者皆瓦解”,自冒顿单于以来所征服的各个国族,大半皆脱匈独立,汉国闻讯,派3000多汉骑兵分三路试探性攻击匈奴帝国,俘虏数千人而去,面临崩溃局势的帝国不敢还击,国内主和派的声音再度高涨,汉国从此“边境少事矣”[55],其实此时正是汉国灭亡匈奴帝国的难得机会,可惜汉国皇帝已没有孝武皇帝的雄心,白白错过此千载一时的机遇。

三年后(公元前68年),壸衍鞮单于过世,其弟弟左屠耆王——自狐鹿姑单时即已被立为左屠耆王——继承单于位,是为虚闾权渠单于,接过哥哥留下的烂摊子。

虚闾权渠单于一即位,即另以他女为大阏氏,不收继曾经阻碍自己登单于位的颛渠阏氏,这种做法等同将颛渠阏氏排除出权力中心,而颛渠阏氏亦不坐以待毙,立即与右屠耆王挛鞮屠耆堂——乌维单于之孙[注 22]——私通以为后援,一边累积人脉,另一边,颛渠阏氏之父左大且渠密谋破坏新单于与汉国改善关系的打算,于是向单于说:“前汉使来,兵随其后,今亦效汉发兵,先使使者入。”其实所谓“前汉使来,兵随其后”的兵是匈奴兵,比如始元五年(公元前81年)的第四次和平谈判后,帝国在次年即派兵攻汉,往前的第三次和平谈判因为狐鹿姑单于要价过高而谈崩,不过汉国并没有出兵攻匈奴,反而是帝国在数年后趁着汉国皇位新旧交替之机,遣军南犯,第一次和平谈判亦是帝国首先动武以谈判破裂,第二次和平谈判则是单于廷政变以致汉朝使节苏武被扣留,所以事实并非如左大且渠所说“前汉使来,兵随其后”看来是汉廷在议和上不老实,反而是匈奴帝国屡屡在谈判后出兵攻汉国,显然是左大且渠为说服虚闾权渠单于同意出兵而制造“前汉使来,兵随其后”事例,以此来破坏两国讲和。

可能是因为帝国数年前的大败,为兔汉国再次北征而需要展示军力,也可能是单于希望以战逼和,因为今年国内爆发饥饿,帝国更需要和平,最后单于接纳左大且渠的意见,派遣左大且渠与呼卢訾王各率一万骑兵逼近长城防线,不料有三名骑兵直接投奔汉国,泄露匈奴军南下的消息,汉国即派重兵驻守长城防线,又遣汉骑5000分三路北上侦察,不过左大且渠与呼卢訾王在知道军中出了三名叛徒,就料定已走漏消息,立刻撒军北退,汉军只俘虏百余人而去[55]

帝国在本年——虚闾权渠单于统治的第一年——爆发的大饥饿又令全国“人民畜产死十六七”,六成至七成的损失——可能是人口及牲畜合计损失六七成,也可能是指人口及牲畜各损失六七成——令帝国的人口下降至只有公元前72年的25%,这是在短短四年内发生的事,饥饿也令部分民众脱匈附汉,比如西嗕人数千就选择南下,背靠长城防线,成为汉国的仆从。国内风两漂摇,国外和平未见署光,虚闾权渠单于不得不在人力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派遣二万骑兵南驻,以防备汉军[55],这一年汉国又有机会北征打败匈奴帝国,只是一心耽于国内盛世的统治阶层白白放过一次可以沉重打击世仇的机遇。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国派兵1500人,加上汉国在西域的仆从诸国派兵万余人,联军攻击在匈奴阵营的车师王国,一举降服车师王国,车师王西逃乌孙国,单于闻讯派兵赴援,但匈奴军不敢与联军交战,临近车师王国边境即步不前,另立原车师王之弟为车师王,收叙车师民众东徙立国,背靠匈奴,而原车师王国旧地则由汉军控制。

次年(公元前66年),单于派兵二万在帝国西部计划屯田,用来准备支援西征乌孙王国以及在西域重新扩张势力等军事行动之用。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匈奴军南越博格达山进攻在车师旧地的汉军,不克而退,然而不久,莎车王国杀害汉国使节,与汉国决裂,又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单于与莎车王国结盟,仗着有匈奴人作靠山,莎车王国发兵在昆仑山脉北麓的诸国扩张势力,鄯善王国及车师以西的地区与汉国的来往一度被截断。

当时留在西域的汉王朝使节冯奉世向仍然留在汉国阵营的各仆从国发布调兵命令,召集到诸国仆从军15000人,在冯奉世的领导下,这支由西域绿洲诸王国组成的仆从军打败莎车王国并斩杀莎车王,改立他人为莎车王,此战后,塔里木盆地重新成为汉国的势力范围。

次年(公元前64年),单于遣军攻打车师王国,西域汉军7000赴援,反被匈奴军围困,而远在长安的皇帝接受反战派大臣的意见,决定放弃车师王国,仅派军救出被包围的7000汉军,随后迁徙不服从匈奴的车师王国居民至渠犁,另立车师国王以治车师移民,原车师王国地区尽入匈奴帝国。从汉国放弃车师一事可以看出,在具有强烈反战精神的儒家思想统治下,汉国已经出现畏怯避战的苗头,反战派甚至发明“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等籍口来自欺欺人,匈奴帝国之所以自公元前78年(元凤三年)后没有再犯边,一来是因为长期战争令匈奴国力大损,二来是汉国边防严实,令匈奴军无机可乘,并非匈奴帝国突然转性释出“善意”,而汉国国内安定,哪里来所谓‘萧墙之内’的忧?纵使国内并非绝对太平,也不能因此忽视匈奴帝国的威胁,否则就是国外势力与“萧墙之内”的互动联合!另外,失去车师王国虽然无损于汉国,但作为宗主国,当仆从国受到另一强国的攻打而不出手救助,仆从国自然会转投另一强国阵营,在汉匈战争的背景下,就是令西域诸王国对汉国的政治服从动摇,容易转投匈奴阵营,令西域地区重新成为匈奴帝国的势力范围,接下来汉匈边境必然烽烟四起,非“不足致意中”,实预防胜于治疗,若不理小祸,必发展成大祸,当游牧帝国发现军事投机取得牟利,为什么不继续?不过基于实力不足,帝国需要盟友,于是虚闾权渠单于施展以夷(羌)制夷(汉)之策。

至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在帝国的暗中操作下,互相攻伐仇怨累年的诸西羌出现联合的倾向,先零种、罕种、开种互相联合,以先零种为首领,并遣使帝国,与单于谋划入侵鄯善王国及汉国敦煌郡,汉国闻讯,遣使诸西羌以消除其联合攻汉之谋,不过使节对待先零种的态度过于强硬,令早有反心的先零种立时起兵暴动,一边劫略人口较少的西羌族群,另一边入侵汉国本部边塞,“攻城邑,杀长吏”,又击败汉军于浩亹,但罕种和开种并不打算与先零种一起攻汉,在先零种起兵前夕就派人至金城,将先零种反汉的企图通知汉官。

第二年(公元前61年)夏季,汉国派汉族名将赵充国率军攻伐叛羌,在罕种和开种的反正下,汉军顺利于秋季击败先败先零种,至次年(公元前60年)秋季,先零种首领被部下杀害降汉,汉国设置金城属国以管理降羌,于是横跨三个年头的羌乱被平定。

在先零种与汉国开战这数年,匈奴帝国却被早前独立出去的丁零人连年南下入侵劫略,“杀略数千人”,一尝被南侵动略的滋味,正因如此,单于未能与先零种同时起兵攻打汉国,直至单于率领大军逼近汉边符奚庐山时,汉-先零之战已近尾声,汉国亦完成军事调动防备匈奴军,边防之严谨诚如赵充国所言:

两国僵持一个月,适逢虚闾权渠单于身患重疾,病情加重,不得不退兵,派使臣出使汉国,希望重新和亲,汉俗先礼后兵,匈奴单于却相反,来一趟先兵后礼,相比约二十年前还拉不下脸子主动讲和,这次匈奴主动遣使汉国讲和,可证帝国内部危机又加深,已顾不上匈奴优越主义的面子,不过这第五次和平谈判才刚开始,虚闾权渠单于却病逝。

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在匈-汉第五次和平谈判时病逝,在确定新单于之前,已潜伏数年发展势力的颛渠阏氏乘机与弟弟左大且渠都隆奇——明显是接替其父左大且渠之位——联手发动宫廷政变,推右屠耆王挛鞮屠耆堂为新单于,为握衍朐鞮单于。

单于世系可见,挛鞮屠耆堂出自乌维单于一系,不同于之前三任单于皆出自且鞮侯单于一系,自儿单于死后,相隔42年,乌维单于的后人重新出任单于,挛鞮屠耆堂自然要清算且鞮侯家在单于庭的势力,“尽免虚闾权渠子弟近亲而自以其子弟代之”,前单于之子挛鞮呼屠吾斯逃匿民间、挛鞮稽侯狦逃亡在西部由岳父统治的乌禅幕国,日遂王挛鞮先贤掸与挛鞮屠耆堂有私人恩怨,害怕被清算,遂以本部12000人在西域向汉国投降,而挛鞮先贤掸的两名弟弟留在匈奴,不久就被新单于杀害。

因为日遂王一职是负责管理匈奴帝国在西域地区的事务,负责收取西域诸王国赋税的僮仆都尉就是日遂王的下属,于是挛鞮先贤掸的投降[17],令匈奴帝国完全失去对西域诸王国的统治,汉国顺势设立西域都护府,以管理西域地区的三十六个王国。

成为新单于的挛鞮屠耆堂以子为单于继承人——左屠耆王,以弟为右屠耆王,又以从兄挛鞮薄胥堂[注 23]为日逐王,同时遣使汉国,继续第五次和平谈判,不过在次年,当时东部地区的封建领主左奥鞬王正好过世,单于遂以自己另一个儿子继任左奥鞬王,不过却受到旧左奥鞬王部众的反对,另立旧左奥鞬王之子为左奥鞬王,令东部同时出现两位左奥鞬王,新左奥鞬王自知不敌新单于,于是率领部众东徙以远离单于庭的影响,虽然单于派兵攻击,但并没有成动平定东部的动乱,甚至令东部地区的各封建领主出现反感匈奴中央的怨恨情绪。

握衍朐鞮单于统治的第三年(公元前58年),乌桓人攻击匈奴帝国东部,当地的封建领主姑夕王战败,因为担忧受到单于的怪责,姑夕王于是和西部乌禅幕国,以及已经与单于离心离德的东部各封建领主联手,一同推举挛鞮稽侯狦为新单于,为呼韩邪单于,起兵西攻握衍朐鞮单于,于是,帝国出现前所未有的二单于争立局面,开启长达22年的内战。

帝国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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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自乌襌幕国潜往东部,率领东部联军大败握衍朐鞮单于于姑且水(今图音河)北岸,握衍朐鞮单于企图向弟弟右屠耆王求援,但受到拒绝,据说走投无路的挛鞮屠耆堂被逼自杀,颛渠阏氏可能亦卒于同时,即使还存活亦已被遂出政治舞台,而颛渠阏氏之弟都隆奇逃奔右屠耆王。

呼韩邪单于入驻单于庭,成为帝国唯一的单于,以其兄挛鞮呼屠吾斯为左谷蠡王,后来又升为左屠耆王,但这种统一局势只维持了数个月就被打破,同年冬季,因为呼韩邪单于不放弃杀害右屠耆王的计划,右屠耆王于是与都隆奇拥立日逐王挛鞮薄胥堂为单于,是为屠耆单于,率领西部军队东攻呼韩邪单于,将呼韩邪单于遂出单于庭,退走东部,而屠耆单于入驻单于庭,但没有能消灭呼韩邪单于,帝国两单于并立的局势维持至次年。

屠耆单于统治的第二年(公元前57年)秋季,挛鞮薄胥堂派挛鞮先贤掸的两个哥哥——狐鹿姑单于与左大将在公元前96年的争位矛盾明显被双方子孙继承下来并被屠耆单于利用——右奥鞬王与乌籍都尉各率二万骑东进屯驻,准备解决呼韩邪单于,不过与此同时,屠耆单于从呼揭王和唯犁当户得到右屠耆王阴谋自立为单于的消息,于是诛杀右屠耆王及其子,不过屠耆单于很快知道右屠耆王其实是被呼揭王和唯犁当户插赃嫁祸,右屠耆王身为帝国西部最高封建领主,可能与同样位居西部的呼揭王和唯犁当户产出矛盾,当屠耆单于知道自己杀错人后,就把怒火转向呼揭王和唯犁当户,唯犁当户被杀,呼揭王遂正式举兵造反,是为呼揭单于,而东部的右奥鞬王与乌籍都尉得到呼揭王自立的消息,亦乘机自立为单于,分别为车犁单于、乌籍单于,由此,统一草原在望的屠耆单于势力集团一分为四,加上东部的呼韩邪单于,草原上出现五单于并立的局面,汉国一度有意见认为应该乘匈奴帝国内乱,“举兵灭之”,不过这个正确的战略意见却被反战派腐儒沮败,令帝国诸单于能不受外国影响进行内战以决出胜利者。

屠耆单于派都隆奇率军攻乌籍单于,自己率军攻车犁单于,两单于战败,不过并没有东投呼韩邪单于,而是向西北方向逃亡,投奔呼揭单于,三位单于经过一番商讨后,呼揭单于和乌籍单于自去单于称号,可能恢复为原来的呼揭王、乌籍都尉职务,结成以车犁单于为首的同盟,屠耆单于安排好兵力防备呼韩邪单于后,即率军西攻车犁单于,车犁单于不堪一击,兵败后继续逃向西北方,车犁单于并没有追击,而是在“闟敦地”屯驻,同年底,五单于并立之局转瞬变为三单于并立,如果忽视身居边地、实力受到大幅削弱的车犁单于,草原上重回二单于争立的局势。

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呼韩邪单于向屠耆单于发起攻击,打败屠耆单于留下的防备部队,得到入侵消息的屠耆单于立即率军东进,奔驰“千里”,两军大战于“嗕姑地”,屠耆单于最终兵败被杀,屠耆单于的支持者左大且渠都隆奇只得南迁附汉国,得到胜利的呼韩邪单于不止接收屠耆单于的全部势力,连遁走西方的车犁单于也向呼韩邪单于投降,呼韩邪单于入居单于庭,再次成为帝国唯一的单于,但只是暂时,同年冬,右校王李陵之子重新拥立乌籍都尉为乌籍单于,不过很快就被呼韩邪单于所灭,虽然李陵之子史佚其名,不过可知李陵后代已在草原上落地生根,后世游牧民族攀附李陵为祖的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不久,西部地区再起波澜,出自乌维家的休旬王南下击杀左大且渠都隆奇,并其部众,然后进入西部自称单于,为闰振单于,同一时间,呼韩邪单于的哥哥左屠耆王挛鞮呼屠吾斯亦起兵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控制东部地区,草原局势一变为三单于并立,帝国自东至西分为三部分,此时帝国经过多年的内忧外患,人口大为下降,三方互相制衡,未敢轻举妄动。

两年后(公元前54年),闰振单于首先出手,不过不是攻打东邻的呼韩邪单于,而是越过呼韩邪单于的领地,攻打东部的郅支骨都侯单于,但兵败身亡,闰振单于的西部由郅支骨都侯单于全面接收,于是三分草原已有其二的郅支骨都侯单于立即进攻中部的呼韩邪单于,同样取得胜利,将呼韩邪单于遂出单于庭,草原重新被统一在郅支骨都侯单于的旗下。

作为失败方的呼韩邪单于在一番争论后,决定向南方的汉国称臣以换取帮助,率部众南移附塞,遣儿子右屠耆王挛鞮铢娄渠堂入朝汉国,郅支骨都侯单于得到弟弟呼韩邪单于附汉的消息后,为防止呼韩邪单于得到外援,亦遣儿子右大将挛鞮驹于利受入朝汉国。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春,右屠耆王挛鞮铢娄渠堂与右大将挛鞮驹于利受分别代表匈奴帝国入朝汉国,至此,自匈-汉开战后的第八十周年,以称臣入朝的政姿态,在名义上结束了长达80年的战争,不过匈奴帝国的内战尚未至完结的时间。

属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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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南时代,意即北方匈奴单于向南方汉皇帝称臣,结成君臣关系的时代,因为历史上统治草原全境的政权向汉族皇帝称臣并非只有一次,故也可以称为第一次属南时代,历63年。

虽然匈奴帝国与汉国结成政治从属关系,但只是匈奴单于对汉皇帝的从属,帝国其他各级封建领主的效忠对像仍然是单于,汉国对草原的控制力可说是非常微弱,远远比不上后来女真、蒙元、满清对中原以至汉洲全境的控制力,这也从两单于是经过多年内战后才生出向汉国称臣的意向可以看出,帝国对汉国的从属是由于内乱所致,虽然孝武皇帝的四十四年抗匈战争是沉重打击帝国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没有内战这个最后一根羽毛,帝国这只骆驼未必会被压垮。

自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的战争后,汉国就再没有大规模北征草原,即使是帝国最混乱的五单于之年(公元前57年),汉国仍然没有任何干预的举动,设使当时两国情势相反,单于早就大举入侵中原,可见在八十年战争后期,汉国在战略上非常被动,白白浪费雄厚的战略优势,如果匈奴内乱最后胜出的冒顿单于这般人物,汉国的长城要塞就恐怕要流更多的血,如果汉国在公元前57年大举北征草原,不止匈-汉战争能提早数年结束,汉国亦能将五单于并立的局面永久化,绝对较呼韩邪单于统一草原的结局更好,汉国亦可以更容易对草原施加影响以加强控制,避免草原再出霸主及给予汉族人民——特别是长城地带的汉民——一个和平安定环境。

虽然和平秩序并非汉国强加在匈奴帝国身上,单于随时都可以脱离从属体系,但帝国从属于汉国的六十三年间,长城地带得到久违的和平,帝国以外的亚太诸国即使不向汉国称臣也不会成为汉国和平秩序的挑战者,汉国周边诸国均成为汉国和平秩序的一员,所以这六十三年的和平——不同于匈奴帝国秩序下的勒索型岁贡——可称之为汉国治世,与属南时代同样在历史上发生了不止一次,为方便区分,这六十三年也可称为第一次汉国治世。

内战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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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冬,呼韩邪单于南移至五原郡塞外,向汉国表达于次年正月亲身入朝的意向,汉庭在争论后,同意待呼韩邪单于以不臣之礼,地位在汉国诸侯王之上,遣兵护送呼韩邪单于入朝。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朝,在汉都长安与皇帝会晤,得到汉国大笔馈赠,如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八千匹、絮六千斤等物资援助,又同意呼韩邪单于“愿留居幕南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的请求,二月,汉国派董忠率军2万骑护送呼韩邪单于北归塞外,又送“边谷米糒”34000石予呼韩邪单于,这证实了郅支骨都侯单于的担忧,得到外援的呼韩邪单于已非郅支骨都侯单于所能消灭,次年,郅支骨都侯单于与呼韩邪单于各自遣使汉国,不过呼韩邪单于的使节待遇厚于郅支骨都侯单于的使节,当时郅支骨都侯单于已经雄据草原,如果不对呼韩邪单于加以支援,呼韩邪单于的灭亡是指日可待,所以汉国厚此薄彼不能说是错的[58]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春,呼韩邪单于又一次亲自入朝汉国,又得到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一百一十袭、锦绣绮縠九千匹、絮八千斤等物资援助,同年,屠耆单于之弟在西部起兵,自立为伊利目单于,旋被郅支骨都侯单于夷平,不过郅支骨都侯单于并没有返回单于庭,而是留居西部, “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于是把目光转向西方,打算彷效壸衍鞮单于的故智,向西发展[58]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的战争导致匈奴帝国一直与乌孙王国交恶,郅支骨都侯单于遣使乌孙王国,一边移屯西方,企图与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母家匈奴人,在公元前53年发动兵变,杀害乌孙昆弥泥靡,自立为昆弥,后在汉国压力下让步,自号小昆弥,而刘解忧之子元贵靡立为大昆弥,可能因此令郅支骨都侯单于以为与小昆弥乌就屠有共同的话语——讲和结盟,不过乌就屠立即暗中杀害匈奴使节,同时派兵8000迎接郅支骨都侯单于,计划伏击郅支骨都侯单于,但被郅支骨都侯单于识破,直接打败8000乌孙骑兵[58]

同年,郅支骨都侯单于在解决了小昆弥乌就屠的威胁后,又立即攻取呼揭地区,进而征服坚昆人、丁零人,将自公元前71年脱离帝国独立的坚昆人、丁零人重又收入匈奴旗下,随后郅支骨都侯单于移居至单于庭以西七千汉里的坚昆地区,期间郅支骨都侯单于与乌孙王国继续斗争,多次打败乌孙军,不过郅支骨都侯单于的居所离单于庭如此之远,必然会削弱对单于庭及其以东地区的控制,令数年后呼韩邪单于能轻易重新入驻单于庭。

在郅支骨都侯单于向西扩张的同时,汉国亦加强在西域的军事存在,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汉国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车师王国旧地——就是汉国在公元前64年弃予匈奴帝国的那片领土——屯田,又因呼韩邪单于的求援,赠送20000石谷物以赈济呼韩邪单于部众的饥荒[58],可能此时呼韩邪单于已遂渐渗透漠北,大量招揽部众以致出现粮食危机,如是者平稳过了四年。

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秋,郅支骨都侯单于对于汉国长期支援呼韩邪单于的不满爆发,要求汉国送还9年前入朝汉国的质子挛鞮驹于利受,汉国于是遣使谷吉护送挛鞮驹于利受至坚昆,不料郅支骨都侯单于竟然杀害汉使谷吉,不过郅支骨都侯单于随后却担忧起来,认为杀害谷吉一事令自己站在汉国的对立面上,同时呼韩邪单于的势力日益坐大,随时都可能攻打过来,计划从坚昆再向西迁徙,适逢康居王国在与乌孙王国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于是来一个驱虎吞狼的计划,遣使坚昆,向郅支骨都侯单于传达联合攻灭乌孙王国的图谋,并以康居王国与乌孙王国接壤的东部地区给予郅支骨都侯单于驻扎,约定消灭乌孙王国后,乌孙旧地由郅支骨都侯单于统治,这个方案正好与郅支骨都侯单于的西迁计划一拍即合,而且五年前郅支骨都侯单于与乌孙小昆弥乌就屠的冲突,以至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帝国兵败的屈辱皆可一雪[58]

郅支骨都侯单于旋即率众西徙康居王国,不过西徙路上遭受雪灾,“中寒道死”,抵康居王国之时,郅支骨都侯单于部众仅余下约3000人,不过康居王仍然看重郅支骨都侯单于,将女儿下嫁予郅支骨都侯单于,同时郅支骨都侯单于亦以其女儿嫁予康居王,结成姻亲同盟[58]

在郅支骨都侯单于的3000兵马与康居军的联合进攻下,乌孙王国败仗连连,联军东进至乌孙国都赤谷城下,“杀略民人,驱畜产去”,在联军的蹂躏下,赤谷城以西的乌孙国土被杀光、烧光、抢光,以致“空虚不居”,成为无政府状态[58]

郅支骨都侯单于正在中亚混得风生水起之际,呼韩邪单于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控制了被郅支骨都侯单于放弃的草原,不过当时汉国“不知吉音问”,还以为是呼韩邪单于对派往郅支骨都侯单于的汉使动手脚,于是遣韩昌、张猛问罪呼韩邪单于,才弄清楚事由,同时,呼韩邪单于打算北归单于庭,韩昌与张猛担心呼韩邪单于北归后难以约束,于是擅自代表汉国与呼韩邪单于结盟,随后呼韩邪单于于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离开长城防线的光禄塞下,北归单于庭,尽据今蒙古草原之地[58]

随后七年,郅支骨都侯单于的势力日渐坐大,直接反客为主控制康居王国,康居王国的统治阶层被郅支骨都侯单于清洗一空,不止康居王被杀,连康居王女也被其夫郅支骨都侯单于杀害,支解其尸体丢弃入都赖水中,除了康居王国外,西至奄蔡王国、南至大宛王国,赤谷城以西者皆服属郅支骨都侯单于,岁贡不竭,“不敢不予”。另外,郅支骨都侯单于还劳役当地民众,在都赖水旁用了2年时修筑了一座城市作为自己的驻所,俗称郅支城(今哈萨克共和国塔拉兹一带)[59]

汉国为了谷吉一事,三次遣使郅支骨都侯单于,要求归还谷吉遗体,然而汉使反受郅支骨都侯单于“困辱”,郅支骨都侯单于又向汉国西域都护上书自称:“居困厄,愿归计彊汉,遣子入侍。”显然易见,郅支骨都侯单于认汉国遥远,鞭长莫及,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不料来自汉国的攻击来得如此迅速[59]

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汉国西域都护府的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诏发动戊己校尉和西城各仆从国的兵马,汉军与各国胡兵合共四万人,兵分两路进攻郅支城,一路西越葱岭,经大宛王国北上,另一路是主力,由陈汤率领,直接经温宿王国北跨天山山脉,直抵赤谷城,正好一支康居军在赤谷城一带劫掠,遂被联军所灭,随即西向入康居王国地界,陈汤命令部队禁止抄寇,又与康居权贵接触,策反康居权贵倒戈,在当地向导下,联军直至离郅支城三十汉里,郅支骨都侯单于才得到联军到来的消息,郅支骨都侯单于曾经一度想弃城逃亡,在强敌临境前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就似伊稚斜单于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的躲猫猫之旅,发挥游牧民族的长处,如果郅支骨都侯单于真是弃城而逃,至少不用死,他日或能东山再死,不过郅支骨都侯单于觉得“汉兵远来,不能久攻”,企图侥幸过关[59]

经过一番激战后,郅支骨都侯单于被箭射中鼻子毁相,某一日晚上,郅支外城城被攻破,守军退守内城,康居权贵亦发兵万骑围城,至日出,联军攻破内城,郅支骨都侯单于被汉兵杜勋阵斩,联军斩首1518级、生俘145人、逼降1000多人,至此,郅支骨都侯单于的势力被扫平[59],名义上结束自公元前58年来多单于并立的局面。

战后,甘延寿和陈汤的功劳在汉廷受到多年争议,其中除了甘延寿与国内当朝权臣石显有隙、陈汤私藏战利品的瑕疵外,恐怕亦和郅支骨都侯单于是呼韩邪单于的敌人这一个事实有一定的关系,毕竟消灭郅支骨都侯单于相当于消除呼韩邪单于的后顾之忧,再没有姓挛鞮的能威胁挛鞮稽侯狦的单于位置,假若呼韩邪单于生出异心,重新对汉国开战,草原上再没有另一股力量能牵制呼韩邪单于。

不过,公平来说,源头在于郅支骨都侯单于杀害汉使,表现出与汉国对立的态度,同时又在邻近西域都护府的中亚大肆扩张势力,多次攻打由西域都护府管辖的乌孙王国,特别是汉朝公主刘解忧之子大昆弥元贵靡亦多次遭殃,于情于理,被汉军攻打亦无可厚非,假使当初郅支骨都侯单于有足够的情商,不为汉国厚此薄彼而忿忿不平杀害谷吉,当呼韩邪单北归之后,就轮到郅支骨都侯单于受厚待。

虽然甘延寿和陈汤的作为对汉国的草原战略染上瑕疵,但亦是郅支骨都侯单于咄咄逼人在先,消灭郅支骨都侯单于的势力不是问题,只要生俘郅支骨都侯单于亦可用为反制呼韩邪单于的政治牌;即使郅支骨都侯单于被杀,只要俘虏其儿子亦可成为争夺单于位的潜在人选,可惜这次西征并没有达成上述其中之一的目标,所以不能不说有瑕疵,不过,汉廷的消极战略才是最大的瑕疵,自公元前71年后,匈奴帝国就步入衰弱局面,汉国一再错失打败帝国的机会,不止在五单于之年(公元前57年)没有任何军事举动,即使是在郅支骨都侯单于西迁坚昆(公元前49年)后至呼韩邪单于北归草原前(公元前43年),汉国亦没有乘机向几乎处于权力真空的草原发展势力,此千载难逢的机会白白被未能远谋的肉食者们浪费。

而甘延寿和陈汤领导的西征郅支城战役,确是“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至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的“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可见此战影响深远,而且相比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太初三年(公元前102)的两次西征更为成功,所耗费更少,汉廷应忘其小过而录其大功,特别是呼韩邪单于知道其兄郅支骨都侯单于被灭后,“且喜且惧”,显然受到这次汉国军事行动震慑,从这个角度来看,汉国有必要大大重赏甘延寿和陈汤,以威摄对汉国进行外交挑衅的国家,诚如陈汤所说“明犯彊汉者,虽远必诛”,没有“必诛”的军事威摄,一旦外国进行外交挑衅后发现没有后果的,自然会群起仿效,只有施加持续的军事压力才能令外国外族尊重汉国汉族,一如匈奴人曾经在向西域诸王国施压才得到尊重以至尊崇的地位[20]

无战争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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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郅支骨都侯单于死后,呼韩邪单于就成为匈奴帝国唯一的单于,郅支骨都侯单于在西迁(公元前49年)前所得的地盘自然尽入呼韩邪单于之手。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这一年的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二次亲自入朝汉国,正是这一次入朝,汉廷以宫女王嫱下嫁呼韩邪单于,王嫱成为帝国的宁胡阏氏,当然单于不止一位阏氏。

这一年恰巧是匈-汉开战一百周年,此后,匈奴帝国无论内外都得到了和平环境,诚如呼韩邪单于之母颛渠阏氏——匈奴帝国历史上第二位颛渠阏氏——所云:

二年后(公元前31年),呼韩邪单于卒,死前传位其子挛鞮雕陶莫皋,并与挛鞮雕陶莫皋约定匈奴单于兄终弟及的继位规则,自此整个属南时代,单于之位都在呼韩邪单于的儿子辈之间相传,呼韩邪单于有儿女近二十人,其中六人相继为单于,这六人年纪由长及幼,分别是挛鞮雕陶莫皋、挛鞮且麋胥、挛鞮且莫车、挛鞮囊知牙斯、挛鞮咸、挛鞮舆。

挛鞮雕陶莫皋继位成为单于,号称复株絫若鞮单于,以弟弟挛鞮且麋胥为左屠耆王、挛鞮且莫车为左谷蠡王、挛鞮囊知牙斯为右屠耆王,成为单于的挛鞮雕陶莫皋收继王嫱,生下两名女儿,以后来所嫁夫家的姓氏,分别被称为须卜居次(又名伊墨居次)、当于居次,后者史佚其名,前者名挛鞮云。

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正月,复株絫若鞮单于亲自入觐汉国,之后,挛鞮雕陶莫皋继续统治匈奴帝国,直至鸿嘉元年(公元前20年)死后,传单于位予其弟左屠耆王挛鞮且麋胥,为搜谐若鞮单于,挛鞮且麋胥继位后亦以弟弟左谷蠡王挛鞮且莫车为左屠耆王。

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在搜谐若鞮单于将入觐汉国之际,突发病死,左屠耆王挛鞮且莫车继任单于,为车牙若鞮单于,继位后同样以弟弟挛鞮囊知牙斯为左屠耆王,车牙若鞮单于在统治匈奴帝国的四年间并没有任何入觐汉国的举动,去世后(公元前8年),左屠耆王挛鞮囊知牙斯顺理成章继位,为乌珠留若鞮单于,同样以弟弟挛鞮乐为左屠耆王。

在挛鞮囊知牙斯登位的同年,汉国遣使单于,要求单于割让一片与张掖郡犬牙交错的帝国地界,不过被单于所拒绝,这也是情理之中,如果汉国当初大规模遣军干涉帝国内战,完全可以驻军单于庭,那区区一片出产“箭竿、鹫羽”的土地又怎会得不到,战场上——甚至根本没有发动战争——得不到的,谈判中又怎可能得到

乌珠留若鞮单于统治的第四年(公元前5年),乌孙小昆弥卑爰疐兴兵东入劫掠匈奴,被单于率军击败,战后——不知是单于授意还是小昆弥卑爰疐的个人行为——卑爰疐派其儿子趋逯为质于匈奴,此事被汉国知道后,立即遣使勒令单于退回人质,乌孙王国与匈奴帝国这两大游牧国家都是汉国的臣属,如果对这事听而任之,匈奴人岂非再一次重建霸权?汉国自然要对此作出干预,从单于听从汉国的命令可以看到,汉国在草原上有一定的权威。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正月,乌珠留若鞮单于亲自入觐汉国,这是历史上匈奴单于第四次入觐。

元始二年(公元2年),车师后王姑句与婼羌王唐兜分别与西域都护府发生矛盾,各自流亡匈奴帝国,被单于挛鞮囊知牙斯所接受,于是汉国再次遣使单于,要求单于交出流亡者,单于亦再次遵从汉国命令,将姑句与唐兜移送汉国,当时汉国权臣王莽召集西城诸王,在诸国王面前处决姑句与唐兜,同时又颁布四条法令:

  1. 中国人(汉人)亡入匈奴者,帝国不得接受
  2. 乌孙人亡降匈奴者,帝国不得接受
  3. 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帝国不得接受
  4. 乌桓人降匈奴者,帝国不得接受

可以看出,这四条法令的目的是约束匈奴帝国,避免匈奴人透过收受外国流亡势力而坐大,维护汉国的草原秩序。

不过在这四法颁布后不久,乌桓人与帝国却因此发生予盾,乌桓人得知四法后,就以此为据停止一直以来向帝国缴交的“皮布税”,于是帝国遣使乌桓人,勒令交税,这个要求当然被乌桓人拒绝,恼羞成怒的匈奴使者居然派人囚禁乌桓人部分首领,然后事态继续升级,这些乌桓众首领的亲属立即派人杀害匈奴使者及其随员,乌珠留若鞮单于闻讯立即遣军入侵乌桓,匈奴军在乌桓人的地界上烧杀掳掠,劫掠乌桓妇孺千多人而去,之后派人向乌桓人称,如果想要回乌桓妇孺,就“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但当乌桓妇孺的亲属共2000多人带着财产畜牲去匈奴地界赎人时,却全部被匈奴帝国扣留。

直至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篡帝位改朝号为“新”,遣使带着大批财物出使匈奴,更换前朝旧印“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使节的努力加上乌珠留若鞮单于希图“多得赂遗”,匈奴帝国因此暂时接受改换,但遣使随汉使南下赴汉,提出换回旧玺的请求,而汉使在回程途中经过帝国东部,才发现这一批3000多的乌桓人,于是汉使要求单于遵守四法,归还劫掠的乌桓人回故乡,虽然单于答应放还,但耍了一个下马威,问汉使:“当从塞内还之邪?从塞外还之邪?”经使节往返,汉国回复认为匈奴可以将所掠的乌桓人送抵塞外一线。

于是次年(公元10年),乌珠留若鞮单于遣军万骑护送乌桓人返乌桓,匈奴军经朔方塞外“勒兵”而还,明显带有炫耀军力向汉族新王朝示威的意思。同年秋,车师后王谋叛逃匈奴,谋泄而被杀,不过车师后王之兄狐兰支率众2000多人逃亡匈奴,被单于所接受,在带路党狐兰支的支持下,匈奴军入侵车师后王国,大掠而还,过程中还与当地的汉兵交战,至此,单于明目张胆违反四法并发兵入侵西域,彻底破坏了匈-汉两国的长达半世纪的和平状态。

自公元前43年以来,匈奴帝国国内已经和平安稳了53年,这段时期帝国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曾经与汉军交战的匈奴人均已死去,而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匈奴人未曾与汉军交手,自然没有理由惧怕开战,何况汉军最近一次北上草原战斗已经是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的事,特别是在匈奴对汉国臣服并非基于汉军征服草原的前提下,匈奴帝国经过休养生息后再一次南侵华夏,实属必然。

帝国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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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称帝一年多后的始建国二年,匈奴帝国在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领导下脱离对汉帝的从属关系,再一次向汉国开战,直至帝国在建武二十四年分裂为止,中兴时期长约38年。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在匈奴军自车师后王国离开不久,王氏汉国的戊己校尉被部下陈良、终带等人敎害,所部汉民2000多人被挟持入草原,乌珠留若鞮单于以陈良、终带皆为乌贲校尉,留居单于庭,而2000多汉民被安置在零吾水(即余吾水,今土拉河)边上屯田,同时,单于又遣军西进,威胁西域诸王国,以上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的种种行径,令其与汉帝王莽决裂。

同年十二月,王莽眨称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下诏云:

计划发动三十万大军兵分十路攻打匈奴,目标是把匈奴帝国的领土压缩至丁零人地区,将其余匈奴帝国的领土分为十五部分,以呼韩邪单于的15个后人分别统治,皆为单于,不过王莽要求军队全数集结汉边才北征,但因为军队召集过于缓慢,直至乌珠留若鞮单于死时也未完成集结。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初,汉使至云中郡边塞,以金银财宝招募呼韩邪单于的后人,挛鞮咸及其二子挛鞮登、挛鞮助受利诱而至,于是汉国立即封挛鞮咸为孝单于、挛鞮助为顺单于,并赠送安车一、鼓车一、黄金一千五百斤、杂缯千匹、戏戟十,又将挛鞮助和挛鞮登作为人质送至长安,而挛鞮咸在受封后,北返草原,向乌珠留若鞮单于表示自己受封单于是被迫的,不过挛鞮咸旋即被安排出任于栗置支侯这个帝国低级官职。

乌珠留若鞮单于随即以“先单于受汉宣帝恩,不可负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为开战的借口[注 24],遣军南侵,攻破云中郡益寿塞,对要塞的汉族吏民烧杀掳掠而去,整个匈奴帝国各级封建领主在单于的命令下,各自入侵汉边,少至数百人,多至数千上万人,多股规摸大小不一的匈奴人在接着数年不断南侵,杀掠汉民“不可胜数”,下一年(公元12年),汉国从匈奴俘虏口中得到这一系列侵掠行动多是由挛鞮咸之子挛鞮角领导的, 于是汉帝王莽立即斩杀挛鞮登以泄愤,不过并没有阻止匈奴军的侵略行为,缘边汉民继续受害。

大约在这一段时间,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为了希望自己死后由儿子继单于位,遂不惜违反其父呼韩邪单于所确立兄终弟及的单于位传承原则,乘弟弟左屠耆王挛鞮乐死亡之机,改立自己的儿子挛鞮苏屠胡为左屠耆王,接着又更名左屠耆王为护于,将护于的地位提高至单于之上,为子承父位做准备。

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焉耆国杀害汉国西域都护,西域其余诸王国遂乘机脱离汉国独立,至此,汉国统治西域诸王国73年的霸权终结,西域都护府治下的汉族人迁至仍然忠于汉国的莎车王国,而除了莎车王国外的西域诸王国旋又落入帝国手中,受到匈奴人“敛税重刻”的欺压[60],但再次将西域诸王国纳入帝国势力范围的乌珠留若鞮单于不久就死亡,挛鞮囊知牙斯念兹在兹的父死子继并没实现,因为在护于挛鞮苏屠胡继承单于位之前,作为主和派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王嫱之女挛鞮云的丈夫——为了匈-汉两国和平,乘隙发动宫庭政变,推举曾经被王莽封为孝单于的于栗置支侯挛鞮咸继任单于,为乌累若鞮单于,挛鞮咸成为单于后,重新恢复护于为左屠耆王,又以弟弟挛鞮舆为左谷蠡王,待挛鞮苏屠胡死后即以挛鞮舆为左屠耆王,主战的乌珠留若鞮单于过世,新单于由主和派拥立,这对汉国及边境汉民显然是一个好消息。

天凤元年(公元14年),在右骨都侯须卜当及须卜居次挛鞮云的劝说下,乌累若鞮单于遣使至汉国虎猛县制虏塞,开始与汉国讲和,于是王莽派王嫱之侄王歙负责与匈奴使节谈判,在王莽的要求下,单于将陈良、终带移交汉国处决,而王莽亦赠送单于大量黄金衣被缯帛等物并停止北征草原的计划,两国和平似乎水到渠成,但单于并不打算停止遣军侵掠汉边的行动,一边“寇掠”汉国,一边“贪莽赂遗”,只要在对王莽假装恭顺,就可以获得大笔赏赐,当被汉使质问为什么还有匈奴人不断侵掠汉边,单于直接说:“乌桓与匈奴无状黠民共为寇入塞,譬如中国有盗贼耳。咸初立持国,威信尚浅,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这一句前半段为自己开脱责任,后半段就向王莽表“忠”,如果王莽在军事上有雄心壮志,完全可以用乌累若鞮单于的说词,遣大军北上为单于惩治草原的“无状黠民”,可惜王莽只懂在边境加强戒备,另外,单于将草原“无状黠民”和汉国盗贼相比并不妥当,汉洲的盗贼再横蛮也没有跑到草原上抢劫。

在乌累若鞮单于的统治下,匈奴帝国一直维持这种两面做法,特别是在单于得知其子挛鞮登被杀后更是如此,一边南侵劫掠,一边装恭顺,甚至在天凤二年(公元15年),王莽将挛鞮登的尸体移送单于时,馈赠单于大量黄金,劝说单于更改称族,改“匈奴”为“恭奴”、“单于”为“善于”,贪财的单于没有反对就接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挛鞮咸不同于崇尚虚荣的王莽,为了得到利益,不惜向杀子仇人拉下面子,非常注重实利,对于人民来说,相比王莽,挛鞮咸才是合资格的领导人,不以本国本族国民利益利至上,一昧尊崇外国外族人权利的政府又有何资格要求本族国民效忠?

乌累若鞮单于被改封为恭奴善于,同时,主和派须卜当及其子须卜奢亦被王莽分别封为后安公、后安侯,虽然如此,但汉边汉民仍然被“无状黠”的牧民不断小股侵掠,王莽唯一的举动就是屯重兵备边,如是者过了三年,在乌累若鞮单于在其统治的第五年(公元18年)逝亡,单于位由左屠耆王挛鞮舆接任,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

新单于登位,两国又有了改善关系的转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为了“贪利赏赐”,派大且渠须卜奢、当于居次之子酰椟王以、须卜当及挛鞮云出使汉国,可能因为匈奴人连年扰边,令王莽不胜其扰,当须卜奢一行人至汉边时,就被汉军押送至首都长安,须卜当被王莽封为须卜单于,计划发兵北征草原,以须卜单于为匈奴帝国唯一的单于,不过因为兵力调动迟迟未能到位,加上国内动乱,直至王莽政权覆亡为止,北征军也未能成行,而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对此事的反应是“愈怒,并入北边,北边由是坏败”,加强对匈-汉边境的烧杀掳掠程度,年年如是,汉国长城防线日渐崩坏。

留居在长安的须卜单于在地皇二年(公元21年)病死,其子须卜奢接任后安公,直至王莽政权覆亡的同年(公元23年),挛鞮云与须卜奢亦过世。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取代王莽政权的汉朝王室后裔更始帝刘玄遣使匈奴帝国,将须卜单于、挛鞮云在长安的亲属、匈奴权贵及仆从等送回草原,同时亦向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表示希望匈-汉两国关系可以回到王莽称帝之前,又带来汉朝旧制的印玺赐予单于,但单于一口拒绝汉使有关两国关系的要求,认为刘氏王室能够恢复统治汉洲是因为匈奴帝国多年不断侵掠汉边,继而引发汉洲内乱的原故,所以汉朝应该向帝国称臣,尊崇单于,不过汉使不认同单于的看法,于是本次会面不欢而散。同年,另一位汉朝王室后裔刘秀以信都为据点,开始统一汉族九州的进程

建武元年(公元25年)秋,更始帝刘玄向汉洲另一支起义军——赤眉军投降,关中地区尽入赤眉军之手,皇帝由赤眉军所拥立的汉朝王室后裔刘盆子出任,稍早的六月,刘秀亦在鄗城称帝,汉洲出现两帝并立的形势,值此汉洲内乱之际,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决定干涉汉洲内战,一个在更始政权败亡后以三水县为情据点的安定郡地方势力卢芳——自称父系汉王室刘氏而母系浑邪王之姊——成为匈奴帝国的合作对象,单于以汉国曾经援助呼韩邪单于的过往作为干涉汉国内战的借口,同时又遣军将卢芳及其兄卢禽、弟卢程挟入匈奴,随后在匈奴帝国拥立卢芳为汉国皇帝,而卢程率领匈奴军入驻安定郡。

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部下渔阳太守彭宠起兵反,次年(公元27年)三月,刘秀在消灭赤眉军、攻取关中后不久,部下涿郡太守张丰起兵反,与彭宠联手在幽燕地区攻城略地,张丰自称“无上将军”、彭宠在占领蓟城后自称“燕王”,这两股势力不止日益坐大,而且遗使单于,企图以财富向单于借兵征伐中原,成为匈奴帝国渗透汉国——继卢芳之后——的另一代理人,不过匈奴军对上刘秀势力并没有取得太大的便宜,彭宠与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合作的第二年(公元28年),张丰即被刘秀夷平,彭宠派去攻击刘秀的匈奴军,兵败涿郡而回,同一时间,单于将目光转向恒山以北及河套的汉洲地区,遣使与当地——五原郡、朔方郡及代郡等——的汉族割据势力联姻,要求当地势力接受卢芳入居。

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春,彭宠被刘秀夷平,匈奴帝国在汉洲幽燕地区的两个代理人在二年间先后被消灭,但在十二月,匈奴帝国的另一代理人卢芳——已留居草原四年——在单于的操作下,成功入居河套及代地,据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以九原县为卢芳政权的首都,匈奴军由此不停向南方的刘秀势力劫掠,至此,长城防线全面失效,重演汉初匈奴军不时南下烧杀掳掠的局面,而在西方,西域诸王国中除了莎车、乌孙外,其他西域诸国尽服从匈奴,这一年,除了莎车及河西走廊外,匈奴帝国基本上恢复冒顿单于临死时的势力范围,同年,南夏地区的割据势力遣使归降刘秀,至此,刘秀已领有汉洲逾半。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冬,卢芳政权在安定郡及周边的势力被刘秀军扫平,安定郡与上郡、北地郡尽入刘秀政权,随后刘秀遣使单于,希望与匈奴帝国讲和及令单于约束军队停止南侵掳掠,但现在汉国深陷内战,导致匈奴帝国自伊稚斜单于后再次对汉国具有战略优势,匈奴单于可不是信奉儒家的君子,也不是儒家学者想像中会被汉国仁义之举感动的蛮夷君主,怎可能会放弃战略优势!只有汉国统治阶层才会愚蠢地主动放弃这种入侵的大好时机——比如汉国放弃乘五单于争立之机(公元前57年)北征草原就是一例,迷信以仁义道德感化游牧民族,所以和平谈判必然失败。

建武七年(公元31年)冬,卢芳与本地汉族割据势力产生矛盾,导致朔方及云中二郡的地方势力带郡归降刘秀,隔年(公元33年),刘秀派兵北攻卢芳,与卢芳部将贾览、闵堪大战于高柳,单于发兵助援,击退刘秀军,并以“钞暴日增”作为回应,不久刘秀军与卢芳军再战于繁畤,这一战以刘秀军的胜利告终,次年(公元34年)春,刘秀再次派兵攻打卢芳,虽然单于又遣匈奴军援救卢芳,不过这一次平城大战以匈奴军失败告终,同年冬,刘秀平定隗嚣势力,尽得陇西以至河湟等地,加上河西走廊的汉族军阀归顺,刘秀已经十分汉洲有其八,仅余下梁州的公孙述尚在顽抗。

眼见刘秀势力快将统一汉洲,兵败平城的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可能再度拾起以夷(羌)制夷(汉)之计,煽动西羌人东侵汉洲,在刘秀接收隗嚣旧地后不久,先零种——正是94年前被汉军打败的西羌族群——即出兵东侵,不过立即被势头正盛的刘秀军打败,次年(公元35年)夏,先零种再战再败,入冬,先零种被刘秀军彻底击败,其降众近万被分迁入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刘秀势力这种将西羌人东移汉洲的做法是后来西羌大暴动的远因,一个民族比较单一的地区转变为民族多元的地区,这种情况本身就蕴含民族冲突的诱因,因为民族多元不同于文化多元,有人就会有利益诉求,不同的人或群体就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当一个地区由民族比较单一转变为民族多元,民族结构的转变必然会导致该地在文化、经济以至政治方面产生不同的需要,如果原有民族比较单一时的上层政治建筑或统治方式没有相应的改变,很容易就会与下层民族多元的民众阶层产生矛盾以至冲突,当然,统治阶层及统治方式的改变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说白了就是社会上的民族构成改变,社会资源及权力的大饼划分也不得不改动,只是这种改动对原有人口较多的单一民族有害无利,毕竟民族人口占比下降,分得的大饼只会减少,不会不变或增加,如果移入的民族人口占比上升,但其生产资源(财富)的贡献占比并没有同等上升或占比少于社会资源及权力的大饼划分占比,对于分饼占比下降的原多数单一民族亦是不公平,另外,多民族混居也涉及不同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当移入民族不适应原有民族的生活方式,比如原有民族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剥削方式和力度,汉国统治下的非汉族群叛乱,部分是因为野心与贪婪,部分是因为汉族统治阶层企图将对待汉族被统治阶层的剥削方式和剥削力度用于治下的外族被统治阶层身上——特别是移入民族比较保守和排外——就很容易引发暴力冲突[注 25],所以将民族比较单一的地区转变为民族多元地区其实是自造民族危机——目前比较和平也不代表永远和平[注 26],当初既然可以选择,保持民族成分单一是较民族成分多元更好的选择[注 27],汉国统治阶层在这方面目光短浅的选择,最终不止自食恶果,还连累汉族民众遭殃,令汉洲北部(中原)遭受近300年的民族混战和征服。

虽然刘秀势力的将西羌东迁汉洲中原政策是失误,但这个失误并不会立即造成恶果,因为恶果是由连续多年的弊政累积导致,并非一次迁移就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而且,当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很低时,移入族群即使有着种种不满也不敢或尽量避免诉诸暴力,诉求也不会太强硬,但随着移入族群的人口占比上升,移入族群就会认为未来的人口优势在自己一边,其族群诉求也会随之强硬起来,不会太排斥以暴力宣泄不满,统治阶层肯定会担心人口众多的移入族群爆发暴力行为影响统治,为求和平,统治阶层就会尽量满足移入族群的诉求,而统治阶层的这种妥协亦也提高移入族群对诉求被满足的心理预期,一旦被拒绝,冲突爆发的机会是非常高,无论统治阶层愿不愿意满足移入族群的诉求,原有多数单一民族的平民也是最大受害者,以汉国的例子来看,幸亏汉族在亚太地区有着多数的人口占比,才能捱过近300年的民族混战和征服,继续保持在汉洲的人口优势。

即使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遣匈奴军,与卢芳政权、乌桓人联手不停南下侵扰也不能阻止刘秀势力统一的进程,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冬,刘秀平定公孙述,刘氏汉国再度统一汉洲,统一的次年,卢芳政权的五原郡归附刘秀,卢芳被迫流亡匈奴帝国,不过匈奴帝国的南寇亦不因此而停止。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匈奴帝国的连年南寇,迫使汉国增兵北境防备,同时,汉国又迁移雁门、代郡、上谷三郡六万多汉民至常山关、居庸关内,以避免受到匈奴军的劫掠,这代表汉国的对匈政策是消极防守战略,为此不惜徙汉民内迁而非徙汉民实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出人意料,据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挛鞮舆为了得到汉国对卢芳的一笔赏购财帛,于是派卢芳与部属闵堪等人向汉国归降,可能因此令卢芳对匈奴帝国产生疏离,卢芳并没有向汉廷报告归降的原由是因为单于的指使,令单于得不到汉国的赏金,而卢芳与闵堪在次年(公元40年)则分别获汉国封为代王、代相,单于遂恼羞成怒,又一次加强侵掠汉国的力度,第二年,单于与鲜卑人、赤山乌桓人联手多次南掠汉洲,“杀略吏民”而去,年年如是,匈奴与鲜卑联手,代表鲜卑已经脱离匈奴独立,但存在亲匈奴倾向,一来匈奴帝国仍有一定的实力,二来汉族社会有鲜卑人需要或想得到的资源,与匈奴人合作南侵显然有助提高成功率。

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夏,卢芳因为“内自疑惧”这种说不清的理由起兵造反,并与前部下闵堪互相攻打逾月,且战且北,最后被单于迎回草原,而帝国与汉国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匈奴军仍继续南侵钞掠而去,只是兵锋之深,连上党郡、中山郡也有所涉及,可见此时汉王朝的边防力度弱于文景时期。

至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经过匈奴军、鲜卑人、赤山乌桓人6年来的入侵劫掠行径,边境汉民流亡四散,经济萧条,其中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这五郡受害最为严重,同年秋,汉国遣军3000,小规模北征乌桓人,但无功而还,不过鲜卑人在冬季入侵汉国辽东郡时却遭受一次前所未有的败仗。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统治匈奴帝国28年的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挛鞮舆过世,在挛鞮舆的统治年代,因为汉洲内战,帝国重又掌握对汉战争的主动权,一度将前套、后套两平原纳入帝国势力范围内,甚至将影响力渗入陇东高原和燕云地区,似乎匈奴帝国的国势正蒸蒸日上,离恢复老上单于挛鞮稽粥的顶盛时期指日可待,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匈奴帝国的内部存在着严重问题,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挛鞮舆虽然面对汉国内乱的大好机会,但从未有似老上单于般率领大军南侵,除了劫掠汉国北境外,就只透过扶植汉族军阀来对汉洲局势实施影响,此外,帝国也未能稳定西域局势,仍然亲汉的莎车王国在建武九年(公元33年)开始坐大,拘弥王国、西夜王国被莎车所征服,至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更是诈称为汉国西城大都护,以威逼西域诸王国臣属,在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的卒年,莎车征服龟兹王国,兵锋东至鄯善王国,莎车王国的霸权达到一个新高锋,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连一个西域王国也没有法降服,反任其坐大,可见公元1世纪30~40年代的匈奴帝国并不如想像中强大。

与哥哥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一样,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挛鞮舆也萌生单于位父子相传的私心,按兄终第及的规矩,挛鞮舆死后要传位予弟弟右谷蠡王挛鞮伊屠智牙师,死前自然要立挛鞮伊屠智牙师为继承人,也即左屠耆王一职,但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为了传位儿子挛鞮乌达鞮侯,不惜杀害挛鞮伊屠智牙师,以挛鞮乌达鞮侯为左屠耆王,这种违反现则的做法必然引起国内其他政治势力反感,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的儿子右薁鞬日逐王挛鞮比就是其中之一,当挛鞮比知道挛鞮伊屠智牙师被杀后,挛鞮比即口出怨言:

不止说,而且开始不出席每年正月在单于庭的举行的诸王大会,因为挛鞮比作为帝国封建主,领有南边八支部众共约4万5000男女,于是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派遣两名骨都侯负责监控挛鞮比的属民,稳定局势。

另外,在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统治的最后数年,草原大旱,导致“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当左屠耆王挛鞮乌达鞮侯子继父位后,并没有来得及实施任何政策就莫名其妙死去,单于之位由挛鞮乌达鞮侯的弟弟挛鞮蒲奴出任。

新单于挛鞮蒲奴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遣使向汉国讲和和亲,避免汉国乘机北侵,但当两国正遣使往来进行和平谈判之际,乌桓人乘机北侵匈奴帝国,这一次攻击令帝国退出自建武五年(公元29年)进入的漠南地区,与元始二年(公元2年)帝国发兵入侵乌桓人大获全胜形成巨大的反差,帝国的失败令汉-匈和平谈判无疾而终,乌桓人的胜利令汉国开始接触乌桓人,透过经济手段,汉国在三年后成功与乌桓人建立臣属关系,并设立护乌桓校尉,负责经略八十一支乌桓聚落,同时,挛鞮比暗中派遣部下汉族人郭衡向汉国请求降附。

挛鞮蒲奴统治的第二年(公元47年),察觉右薁鞬日逐王挛鞮比叛匈降汉意向的两名骨都侯,乘五月茏城祭的时侯向单于建议立即处决挛鞮比,不料消息走漏,挛鞮比当机立断,立即召集八支部众,率众南下附汉,即使单于派兵南下阻截,但兵力少于挛鞮比部众人口,只能眼睁睁看着挛鞮比南至汉边五原塞下。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春,汉国接受挛鞮比的降附,以挛鞮比为汉国蕃蔽,同年十月,挛鞮比正式自立为单于,明显以呼韩邪单于二世自居,史称䤈落尸逐鞮单于,匈奴帝国分裂为南北两国,终结自汉国内乱后帝国再次伟大的时代,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孜孜以求的单于位传子不传弟的企图,以另外一种形式实现。

帝国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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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统治草原的匈奴帝国区别,寄居汉国的挛鞮比政权称为“南匈奴单于国”,而挛鞮蒲奴政权称为“北匈奴帝国”,而北匈奴帝国的单于位更换在汉文史籍中记载不详,虽然匈奴帝国分裂,但只是帝国内部分人群转投汉国阵营并寄居在汉国领土上,北匈奴帝国的领土与分裂前相比并没有减少。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春,成功脱匈独立的䤈落尸逐鞮单于挛鞮比派左屠耆王挛鞮莫率军北伐,大败单于挛鞮蒲奴的军队,生俘单于之弟薁鞬左屠耆王、俘虏万余、马7000匹、牛羊万头,逼得挛鞮蒲奴不得不“却地千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草原上的牧民信仰丛林法则,自然倾向追随强者,南匈奴初战大胜,北匈奴帝国的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共率部众30000多男女南附南匈奴,另外,帝国的分裂也令鲜卑人改变亲匈奴的取向,转为与南方的汉国进行合作,根据鲜卑人对北匈奴帝国的斩首级数向汉国换取物资赏赐[10],接着近五十年,鲜卑人成为汉国雇佣兵,结成战略同盟对抗北匈奴帝国。

次年(公元50年)夏,南匈奴五个骨都侯与之前被俘的薁鞬左屠耆王一同率领三万多男女叛走草原,进入草原后,薁鞬左屠耆王被五个骨都侯拥立为单于,之后五个骨都侯旋即爆发内哄,互相攻杀一个多月,激烈程度以至五个骨都侯都战死,各骨都侯之位都由其子接任,接着五个新骨都侯“各拥兵自守”,暂时消停下来,而薁鞬左屠耆王这位单于在内哄中被迫自杀,到了冬季,去年“却地千里”的单于挛鞮蒲奴重返草原,五个骨都侯被逼率众三千重新南投南匈奴,不过半路上被挛鞮蒲奴派出的军队成功阻截,挛鞮比闻讯遣军北上,不过没有能重演去年的胜利,反而被北匈奴军击败

汉国对南匈奴单于国、鲜卑人、乌桓人的支持令北匈奴帝国倍感压力,单于挛鞮蒲奴遂不时向汉国放还之前数十年间所劫掠的汉民,以向汉国释出善意,仅遣军南侵南匈奴单于国,每次过境都以:

为词,避免与汉国产生直接军事冲突,为了与鲜卑人背后的金主和解,北匈奴帝国分别在公元51年、公元52年、公元55年三度遣使汉国要求和亲,被汉国含蓄拒绝[61],与此同时,草原上的鲜卑牧民全面转附汉国[10],北匈奴帝国的东方边境压力大增,汉-鲜卑同盟不仅用以抗衡北匈奴帝国,亦用以压制位于鲜卑以南、汉以北的乌桓人势力坐大。

永平元年(公元58),鲜卑人全都由亲匈奴转向亲汉,成为北匈奴帝国的敌人,直至永元元年(公元89),汉国每年都给鲜卑人二亿七千万钱,以作为借刀(鲜卑)杀人(北匈奴)的代价[10]

永平八年(公元65年),北匈奴帝国再次向汉国提出和亲的请求,两国遣使往来,最后亦无疾而终,不过南匈奴单于国的须卜骨都侯暗中遣使北匈奴帝国,计划叛亡,要求北匈奴派兵迎接,但这个密谋泄漏,汉国于是在五原郡柏曼县设立度辽将军,领兵屯驻,防止北匈奴帝国与南匈奴单于国暗通住来,不久,北匈奴帝国遣军南下朔方郡“欲度迎南部畔者”,只是汉国早有准备,不得已而退兵,北匈奴帝国随即遣军侵扰汉边,“焚烧城邑,杀略甚众”而去[61]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国以攻占伊吾卢地为目的,发汉、羌、胡、南匈奴诸军兵分四路北征北匈奴帝国,大破北匈奴呼衍王于蒲类海,攻占伊吾卢地,在当地设立宜禾都尉留兵屯田,另两路分别北至三木楼山、匈河水而还,南匈奴军所在的一路没有遇上敌军,北上“九百余里”后就退兵,总体来说,汉国这次北征足以与145前的本始二年北征成果相比,同年底,北匈奴军入侵云中郡,大掠而去。

第二年(公元74年)十一月,汉国西征,降服车师前王国、车师后王国,加上汉使班超勘定的鄯善、于阗、龟兹诸王国,汉国重新在西域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以耿恭屯驻车师后王国的金蒲城、关宠屯驻车师前王国的柳中城,次年(公元75年)春,北匈奴帝国发兵攻打西域都护府,攻破车师后王国,围困耿恭于金蒲城,不克而还,耿恭趁机转进疏勒城,入秋,北匈奴大军再度西征,围困疏勒城,亦不克 而还,不过同一时期,龟兹王国和焉耆王国联合起兵消灭西域都护府,而北匈奴军亦将柳中城层层围困,这一年秋季,汉国适逢皇位更替,新皇帝即位后,在十一月发兵援救,仍然亲汉的鄯善王国亦派兵支援,此时,疏勒城再度被北匈奴军围困,柳中城和疏勒城的围城战中亦有车师两国军队的影子[61]

建初元年(公元76年)春,北匈奴-车师联军被远道而来的汉-鄯善联军大破于交河城下,北匈奴军战败后立即退兵,而车师两王国重新倒向汉国阵营,柳中城解围,不过关宠已于围城战中战死,汉-鄯善联军随即分兵接应在疏勒城的耿恭部众,然后退兵回国[61]

这一场战争始于永平十六年,汉国乘北征大胜之余西征,在永平十七年年底重新建立塔里木盆地的霸权,不过北匈奴帝国随即在永平十八年初遣军攻打柳中城和疏勒城,并拉拢车师两王国倒向北匈奴帝国阵营,而西域都护府亦被龟兹王国和焉耆王国乘北匈奴-汉两国交战之际发兵打败,虽然围困柳中城的北匈奴军被击退,而疏勒城的汉军残兵亦被接应逃脱,不过汉国随后就退出西域地区,建初二年(公元77年)三月,汉国退出控制了四年的伊吾卢地,北匈奴帝国立即遣军进占,从战争的结果来,汉国的战略收缩,令北匈奴帝国成功将汉国势力遂出西域地区,成为战争的胜利者。

建初元年(公元76年)春,就在汉国宣布退出西域后,汉国使节班超却留居在疏勒王国,在班超的运作下,至建初五年,疏勒与康居、于阗、拘弥、姑墨、莎车、乌孙、大月氏诸王国倒入汉国阵营,汉廷闻讯,亦派兵千人助班超并与游牧大国乌孙互通使节。

元和元年(公元84年)冬,北匈奴帝国与汉国在汉国武威郡接壤北匈奴帝国的地区一带进行边境贸易,南匈奴单于瞄准机会,派兵将北匈奴的商队抢掠一空,“大获而还”,南匈奴单于的单方面举动加深了北匈奴帝国与汉国的裂痕,企图入侵汉国,不过自匈奴帝国分裂以来,北匈奴帝国每况愈下,昔日的被征服者如丁零、鲜卑等早就脱匈独立,还多次入寇匈奴的草原本部,甚至西域地区也有势力入寇匈奴,加上与南匈奴单于国的连年战争,并没有多余的力量攻破汉边,到了元和二年,北匈奴帝国不得不迁移单于庭,“远引而去”,进行战略收缩,同年冬,南匈奴单于遣军北伐,北匈奴温禺犊王率军抵御,于涿邪山兵败被杀[61]

虽然匈奴国势每况愈下,但汉国并未乘机落井下石,反而将去年南匈奴单于国所掳掠的北匈奴人口用钱赎回送还北匈奴,而南匈奴的“斩首获生,计功受赏如常科”,这种做法可谓厚待[61]

章和元年(公元87年)春,鲜卑人在与北匈奴帝国的一次战争中斩杀北匈奴优留单于,其尸也被鲜卑人剥皮,单于在战争中被杀,这是匈奴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对匈奴人来说恐怕相当于末日,战败后,北匈奴帝国的中央立刻将单于庭迁至安侯河(今鄂尔浑河)以西,直至次年正月才拥立优留单于的哥哥右屠耆王为新单于,不过出现北匈奴各级封建主“并各离散”的现象,北匈奴帝国深陷外忧内患,草原局势大乱,南下投附南匈奴单于国的牧民数以万计,令南匈奴单于北征吞并草原的野心萌芽[61],企图模仿当年呼韩邪单于南下附汉十年后,重返草原统治。

章和二年七月,南匈奴单于向汉廷上疏表达“破北成南,并为一国”的意愿,甚至表明南匈奴单于国已经做好战争准备,确定在十二月前出兵的计划,不过汉廷上却出现支持出兵和反对出兵的派别并争执不下,不久,发生了一件偶发事件,令汉廷决定与南匈奴单于共同遣军北征北匈奴帝国[61],当时窦氏是汉国皇室的外戚,窦太后的哥哥窦宪因为卷入刺杀地方诸侯的风波,主动请求北征北匈奴帝国以“赎死”,于是同年十月,汉国准备以窦宪为主帅,率领汉军及南匈奴军北攻北匈奴帝国[62]

永元元年(公元89年)六月,汉将窦宪率领的8000汉族骑兵、30000多南匈奴骑兵,加上8000羌族和胡人(非匈奴人)的缘边义从骑兵,汉-南匈奴联军四万多骑正式北征,兵分三路,三路大军北上后直抵涿邪山,北匈奴单于率领大军迎敌,但在稽洛山被汉将率领的南匈奴军击溃,北匈奴单于逃亡,联军乘胜追击,斩杀13000多级、俘获马牛羊骆驼等牲畜超过一百万只,兵临私渠比鞮海,七月,联军兵至燕然山,窦宪在山上留下著名的封燕然山汉铭后就退兵,同时遣使北匈奴单于,汉使几经辗转来到北匈奴单于在西海(今蒙古国哈尔湖Xap Hyyp)地区的所在地,成功劝说北匈奴单于向汉国称臣,于是北匈奴单于率众个返回私渠比鞮海,在得到联军已退兵的消息后,遣使赴汉,虽然窦宪以不是单于亲身入朝为由拒绝北匈奴的使节,但此战后,周边再没有国家足以抗衡汉国,汉国进入后期治世时代,第二年,窦宪派兵击败在伊吾卢地的北匈奴军,夺回被北匈奴帝国控制了十三年的伊吾卢地[61][62]

虽然受到拒绝,但北匈奴单于再度遣使至居延塞下请求入朝,窦宪亦派使相迎,在汉国将要与北匈奴帝国讲和之际,南匈奴单于国却再一次向北匈奴帝国发动战争,同年(公元90年)冬,南匈奴单于遣骑8000北伐,同样北上涿邪山,然后兵分两路,最后包围北匈奴单于的所在地,北匈奴单于经过一番苦战后,北匈奴单于与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逃亡,北匈奴军损失8000人,数千牧民被俘,连北匈奴单于的阏氏亦被南匈奴军所掳。

永元三年(公元91年)春,北匈奴帝国被南匈奴打败的消息,促使汉国再度遣军北征,汉军自居延塞出发,围困北匈奴单于于金微山一带,击败北匈奴军,北匈奴军5000多人被斩首,不过北匈奴单于杀出重围逃亡,不知所踪,有说法认为北匈奴单于流亡乌孙帝国,当汉军退兵后,北匈奴单于之弟挛鞮于除鞬自立为单于,拥众二万多人移屯至蒲类海地区,又遣使向汉国称臣,在窦宪的支持下,汉廷承认挛鞮于除鞬为北匈奴单于并准备重返草原,于是无论南北匈奴都成为汉国的藩属国[63][61],同年底,汉廷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重设西域都护府。

不料次年夏,汉国发生宫廷政变,窦氏一党被排除出权力中心,窦宪被迫自杀,窦氏失势,也令北匈奴单于挛鞮于除鞬失去来自汉国的支持,当挛鞮于除鞬于次年(公元93年)决定自行北迁后,与汉国产生矛盾,“自畔还北”,最终被汉军诛灭,自此以后,北匈奴帝国不再是一股能够与汉国抗衡的势力。

其实自稽洛山战役后,北匈奴帝国就退出色楞格河流域,退守今蒙古国西部,虽然汉国打败北匈奴帝国,但汉国并没有找到控制草原的方法,令草原(色楞格河流域)出现权力真空,正处于崛兴期的鲜卑诸族群得以渗入草原,而留在草原上数十万匈奴人则被鲜卑化,“皆自号鲜卑”成为鲜卑人,一鸡死一鸡呜,鲜卑人对草原的占领及对匈奴遗民的吸收大大增强了鲜卑人的军事力量,为存在于公元二世纪的鲜卑大帝国奠定基础。

北匈奴帝国的衰落与西迁,令汉国与鲜卑人失去了一个共同的敌人(目标),也令鲜卑人失去每年从斩杀北匈奴人而得的二亿七千万钱,得到草原地区的鲜卑人逐渐与汉国产生冲突,不过此时汉国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卫边境,加上鲜卑人分裂为多个不同以至互相敌对的国家(部),鲜卑人还未能成为汉国的威胁。

客观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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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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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认为战争,也即所谓“外事四夷”令华夏国的民力被极大消耗,中断了文景之治的和平,导致民不聊生,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文景年间汉朝对匈奴帝国的岁贡,而且这种岁贡并没有完全阻止匈奴帝国的入侵,单于分别在公元前177年、前166年、前158年三次撕毁和约大规模南侵,可见岁贡只是匈奴帝国勒索华夏国的借口,一旦不满足于岁贡即遣军南侵,将途经的华夏地区抢掠一空,说白了就是国家层面的打劫行动,而反对向匈奴帝国开战的派系并没有能提出一个以非战争手段令匈奴军停止南侵的办法,战争的主动权在匈奴帝国手上,所以反战派即使向汉朝皇帝的抗议声再大也是没有意义的,网传“敌人的枪对准你的时候,先喊和平共处的一定是叛徒”,反战派的努力在客观上只是令汉朝继续成为匈奴帝国的韭菜收割场,为稳定匈奴主导的亚太秩序出一分力,只有令匈奴军认识到抢劫的成本远高于抢劫的收益,才有可能逼使匈奴人停止这种危害华夏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举动,如同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匈奴帝国没有可能无缘无故停止这份巨大的岁贡收益,不想交保护费就只有反抗一途,用尽手段去反抗!当然也有人认为,既然华夏国在文景之治富裕起来,交保护费去保证文景之治在武帝朝得以延续难道不是更好吗?其实岁贡就像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当店铺生意蒸蒸日上财源滚滚,难道保护费的额度还会与以前一样不变?而且这个黑社会还有三次毁约的信用纪录,虽然史间有阙,对于岁贡的多少史无明文,但不能排除匈奴帝国的三次毁约后重新讲和都提高岁贡额度的可能性。当华夏国继续富裕下去,匈奴帝国必然会有第四次毁约侵略的举动,当韭菜长高、牛羊养肥,不宰割何待?甚至乎,既然店铺收益如此之高,为什么黑社会不亲自下场经营,反而要经过店主这个代理人之手才得到收益?这也是汉王朝灭亡近百年后发生的一幕幕悲剧。

另外,从正义角度来看,华夏国是没有任何责任需要向匈奴帝国单方面白白输送财富粮食,两国其实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华夏国方面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居于汉朝边郡的民众——都是这个国际关系的受害者,而匈奴帝国方面上至单于下至普通牧民——入侵劫掠的匈奴军士兵及其家人——都是这个国际关系的受益者,如果公义是国际和平共处的必要元素,那这种不平等的双边关系理应立即终止,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匈奴帝国的道德水平来看,只有战争这种终极手段才能终结这种一国霸凌一国的关系。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乍看之下似乎是汉王朝主动撕毁和约,但其实在建元六年的第七次和亲之后,匈奴帝国并没有完全停止侵盗汉边的行径,逼使中原再度出现和战之争,最后考虑到发兵深入匈奴是难以取胜,才使出诱敌入围伏击的马邑之谋,而从军臣单于的角度来看,中原人聂壹以出卖马邑来投靠,是军臣单于一个得以南下中原大肆抄掠的机会,在行动上,中原军队在马邑附近一带埋伏只是汉朝境内的兵力调动,不违反和约,反而军臣单于率领十万大军南下越过匈-汉边界的攻击行动,才是破坏和约的举动,如果单于愿意遵守和约,根本就不应该“侵盗无已”,更不应该因为聂壹的出卖计划而大举南侵,单于应该将聂壹拘捕转交孝武皇帝,这才能体现出匈奴帝国言而有信,不会因为有机可乘而违反和约,特别元光二年才上距最近一次和亲仅两年时间,所以导致匈-汉八十年战争的战争责任主要——如果不是全部——是由匈奴帝国一手造成。

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因为草原地区的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一场暴风雪就可能让牧民的牲畜全部死亡,所以他们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南方索要资源,伹这种说法隐含着草原牧民生命权优先于汉洲汉民生命权的逻辑,难道草原牧民活不下去合着汉民就该被抢掠被奴役被杀害来换取草原牧民可以活下去?而且草原牧民真是因为受自然环境所迫而南下掠夺资源?从匈奴单于假中行说之口“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要求缯絮米糱必善美,如果真是只为了生存所需的温饱又何必“必善美”,粗茶淡饭很难吃?以匈奴帝国为例,南下劫掠史书有载的每数年即有一次,史书不载的小型南掠只会更多更频密,难道草原的自然环境每隔数年就令牧民活不下去?如果真是如此就证明牧民人口过多,超出草原环境承载力,为了避免战争的杀戮掠夺,草原牧民急需以减少牧民人口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降低牧民生育率以将草原人口降低至草原环境承载力可持续承受的数量范围内,令牧民不再需要透过南下掠夺其他族群的资源即可透过草原现有资源来生存下去

匈奴帝国相关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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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帝国(含北匈奴)单于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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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系失载宗法继承



(1)头曼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年~公元前209年
(2)冒顿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209年~公元前174年
(3)老上单于
挛鞮稽粥
公元前174年~公元前158年[注 13]
(4)军臣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158年[注 13]~公元前126年
左谷蠡王
(5)伊稚斜单于
挛鞮伊稚斜
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4年
汉朝涉安侯
挛鞮于单
公元前126年
(6)乌维单于
挛鞮乌维
公元前114年~公元前105年
右屠耆王
(8)呴犁湖单于
挛鞮呴犁湖
公元前102年~公元前101年
左大都尉
(9)且鞮侯单于
挛鞮且鞮侯
公元前101年~公元前96年
(7)儿单于
挛鞮乌师庐
公元前105年~公元前102年
右屠耆王
名不详
(10)狐鹿姑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96年~公元前85年
左大将
名不详
左大都尉
名不详
右谷蠡王
名不详
日逐王
屠耆单于
挛鞮薄胥堂[注 23]
公元前58年~公元前56年
伊利目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49年
休旬王
闰振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56年~公元前54年
右屠耆王
(13)握衍朐鞮单于
挛鞮屠耆堂[注 22]
公元前60年~公元前58年
左谷蠡王
(11)壸衍鞮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85年~公元前68年
(12)虚闾权渠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68年~公元前60年
右奥鞬王
车犁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57年~公元前56年
乌藉都尉
乌藉单于
名不详
公元前57年~公元前56年
日逐王
挛鞮先贤掸
郅支骨都侯单于
挛鞮呼屠吾斯
公元前56年~公元前36年
(14)呼韩邪单于
挛鞮稽侯狦
公元前58年~公元前31年
(15)复株絫若鞮单于
挛鞮雕陶莫皋
公元前31年~公元前20年
左屠耆王
(16)搜谐若鞮单于
挛鞮且麋胥
公元前20年~公元前12年
左屠耆王
(17)车牙若鞮单于
挛鞮且莫车
公元前12年~公元前8年
左屠耆王
(18)乌珠留若鞮单于
挛鞮囊知牙斯
公元前8年~公元13年
(19)孝单于
乌累若鞮单于
恭奴善于
挛鞮咸
公元13年~公元18年
挛鞮乐左屠耆王
(20)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
挛鞮舆
公元18年~公元46年
王嫱之子
右谷蠡王
挛鞮伊屠智牙师
护于
挛鞮苏屠胡
挛鞮比挛鞮莫挛鞮汗左屠耆王
(21)单于
挛鞮乌达鞮侯
公元46年
左屠耆王
(22)单于
挛鞮蒲奴
公元46年~公元?年
右屠耆王
单于
名不详
公元88年~公元91年
左谷蠡王
单于
挛鞮于除鞬
公元91年~公元93年
优留单于
名不详
公元?年~公元87年

匈奴帝国官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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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于
右屠耆王左屠耆王
(单于继承人)
右谷蠡王左谷蠡王
右大将左大将
右大都尉左大都尉
右大当户左大当户
右骨都侯左骨都侯


匈奴帝国其他官职
官职名 首次出现年份 备注
日逐王 约公元前174年 后来出现左日逐王、右日逐王两个官职
僮仆都尉 负责西域地区事务[17],至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日逐王挛鞮先贤掸投附汉国,令僮仆都尉撒销
左大且渠 公元前68年 不适用
右大且渠 公元9年 不适用
左奥鞬王 公元前62年 领有6000骑兵
右奥鞬王 领有6000骑兵
乌藉都尉 公元前57年 领有10000骑兵
左伊秩訾王 公元前53年 不适用
右伊秩訾王 公元11年 不适用
左日逐王 公元前1年 不适用
右日逐王 约公元前32年 不适用
南将军 公元10年 不适用
于粟置支侯 公元10年 不适用
乌桓都将军 公元11年 不适用

匈奴帝国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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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帝国诸王表
王号 首次出现年份 备注
东胡王 公元前195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朝燕王卢绾率领部众数千华夏人逃入匈奴,冒顿单于以卢绾为东胡王
白羊王 公元前209~公元前202 公元前207年至公元前202年间,冒顿单于征服白羊王、楼烦王,二王于是加入匈奴帝国,至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兵攻取后套、西套、鄂尔多斯高原,白羊王与楼烦王率众逃入匈奴,其后不再见于汉文史籍记载
楼烦王 公元前307
卢胡王 公元前121 卢胡国、折兰国、遬濮国、呼于屠国、稽沮国、酋涂国、浑邪国、休屠国等八国皆位于河西走廊一带,公元前174年,冒顿单于西征成功后于河西走廊设置。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春季,汉兵第一次西征,大破浑邪、休屠、遬濮、卢胡、折兰等五国联军,斩杀卢胡王、折兰王[45],同年夏季,汉兵第二次西征,斩杀遬濮王,俘虏酋涂王、稽沮王、呼于屠王[64]。同年秋季,浑邪王与休屠王联合向汉王朝投降,中途休屠王反悔而被浑邪王所杀,匈奴帝国在河西走廊的统治终结。
折兰王
遬濮王
呼于屠王
稽沮王
酋涂王
浑邪王
休屠王
丁零王 公元前97 在公元前2世纪最后十年,汉朝使节胡人卫律因汉族朋友李延年犯罪被处决,忧波及自己而投奔匈奴帝国,被单于封为丁零王。后卫律卒于公元前83至前81年之间。
右校王 公元前99年,汉朝将领李陵被且鞮侯单于俘虏,隔年,因汉朝误信李陵为匈奴练兵的谣言而杀害李陵一家,于是且鞮侯单于封汉族人李陵为匈奴右校王,又以女儿下嫁李陵。公元前74年,李陵薨。
卢屠王 公元前85 不适用
犁污王 公元前78 不适用
瓯脱王 公元前80 不适用
呼卢訾王 公元前68 不适用
蒲阴王 公元前71 蒲阴王的记载出现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汉国与乌孙王国联军攻打匈奴帝国一役,从战争位置及王号来看,蒲阴王的领地约在蒲类海一带
题王 公元前60 不适用
伊酋若王 元凤年间 不适用
姑夕王 公元前58 不适用
郝宿王 公元前60 不适用
呼揭王 公元前174 从王名可知与冒顿单于在公元前2世纪70年所灭的呼揭国有关,可能是管理原呼揭国人民或地区的职务。公元前57年,呼揭王一度自立为呼揭单于,史籍并没有记载呼揭单于与挛鞮家的关系,基于匈奴帝国的东胡王、右校王曾经由汉族人出任,呼揭单于很有可能并非匈奴人
休旬王 公元前56 不适用
东蒲类王 公元前48 投附汉国西域都护后成为乌贪訾离国的开国主,从王号来看,东蒲类王的领地约在蒲类海一带,而且可能还存在西蒲类王的设置
右致卢儿王 公元前31 不适用
左祝都韩王 公元前20 不适用
右于涂仇掸王 公元前12 不适用
温偶𬳿王 公元前8 驻地位于对着汉国张掖郡的长城防线以北的匈奴地界。
皋林温禺犊王 公元76 不适用
南犁汗王 公元10 从王号看,可能也存在北犁汗王、左犁汗王的王号
右犁汗王 公元11

匈奴帝国的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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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记载的历次匈奴军南侵中原汉洲列表
年代 汉匈事件 汉民人命损失
高后六年(公元前182年) 夏六月,匈奴军抄掠狄道、阿阳而去[34] 损失不详
高后七年(公元前181年) 冬十二月,匈奴军抄掠狄道,掠汉民二千余人而去。 掠二千余人入匈奴
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 五月,匈奴右屠耆王率军南下河南地(鄂尔多斯高原),侵掠北地郡、上郡而去。 人数不明,但以汉廷遣军八万五千戒备,匈奴军当数万,其所掠汉民当亦以万数。
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 六月,匈奴军劫掠狄道而去[65] 损失不详
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 冬季,老上单于率军攻汉朝,大掠安定、北地两郡,蹂躏陇东高原一个月多后才退还, 匈奴军人数达14万,所掠汉民亦应以万计
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 匈奴军年年侵掠汉朝边郡,汉民或被杀或被掳入匈奴,其中又以辽东、云中、代郡这三个郡受害最严重。 约3万汉民被杀,另有3万汉民被掳入草原
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 军臣单于遣军分攻汉朝云中、上郡,杀掠汉民甚众,历一个多月后才离去。 匈奴军约6万,杀掠汉边一个多月,所掠汉民至少上万人
景帝时期 史载“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汉景帝在位十五年,匈奴军所掠汉民人口至少过万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史载这五年匈奴军“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既以“不可胜数”来形容,所掠汉民当在数万人以上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 秋季,匈奴军侵略汉朝辽西郡、渔阳、右北平等三郡,大掠而回[66] 匈奴军掠辽西汉民二千余人,于渔阳、右北平各杀略汉民一千余人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春季,匈奴军大掠汉朝上谷郡、渔阳郡[67] 匈奴军杀掠汉民千余人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夏季,匈奴军入侵汉朝代郡大掠[68] 匈奴军杀掠汉民千余人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 夏季,匈奴军入侵汉朝代郡、定襄郡、上郡劫掠[69] 匈奴军杀掠汉民数千人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秋季,匈奴军入侵汉朝代郡杀掠[70] 匈奴军劫掠汉民千余人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匈奴军劫掠汉朝上谷郡[71] 汉民数百人被杀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夏季,匈奴军劫掠汉朝雁门郡[72] 匈奴军杀掠汉民数百人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秋季,匈奴军劫掠汉朝右北平郡与定襄郡[73][74] 匈奴军杀掠汉民千余人
元鼎五年九月及元鼎六年十月(公元前112年10月~12月) 秋九月,匈奴人煽动西羌诸族反汉,西羌人入侵汉朝陇西郡,围攻枹罕,匈奴军趁机大掠五原郡而去,次年十月,汉军讨平入侵的西羌人。 损失不详
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 秋季,匈奴军“寇边”而去。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 秋季,匈奴军劫掠汉朝定襄、云中、张掖、酒泉诸郡[75] 其中,匈奴军在定襄郡与云中郡合共杀掠汉民数千人,而张掖郡与酒泉郡的汉民损失不详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秋季,匈奴军劫掠汉朝雁门郡而去。 损失不详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 冬季,匈奴军入侵汉朝上谷郡、五原郡,杀掠当地汉族吏民而去。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春季,匈奴军入侵汉朝酒泉郡、五原郡而去。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冬季,匈奴军入侵汉朝朔方郡,杀掠当地汉族吏民而去。
始元四年(公元前82年) 秋季,匈奴军侵掠汉朝代郡而去。
始元六年(公元前80年) 冬季,匈奴遣二万骑兵攻打汉朝长城防线,兵败而逃,至少9000人战死。 “汉无所失亡”[55]
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 春季,匈奴遣4000骑兵攻打汉朝张掖郡的日勒、屋兰、番和三县,兵败而逃。 匈奴军至少杀掠汉民数千人[55]
冬季,匈奴遣军3000多入侵五原郡,大掠而去,旋又以兵数万攻击长城防线外的要塞,劫掠要塞的汉族吏民而去。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 虚闾权渠单于遣左大且渠与呼卢訾王各率万骑南下汉国边塞,企图以战逼和,但消息走漏,汉军严防,匈奴军撒退 。 匈奴军不战而退[55]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 虚闾权渠单于率领十余万大军南侵,但消息走漏,汉国遣四余万骑防备,两军对峙一个多月后,虚闾权渠单于因患病而撒退 。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 乌珠留若鞮单于遣军入侵王氏汉国云中郡益寿塞,杀害要塞汉族吏民 。 边境汉民损失“不可胜数”。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 匈奴帝国各级封建领主各自率领本部兵马,连年入侵王氏汉国边境烧杀掳掠。
天凤元年(公元14年) ~天凤五年(公元18年) 乌累若鞮单于虽然口头向汉帝王莽示好,但只是“贪莽赂遗”,实际上仍然寇掠如故, 王氏汉国不得不发重兵防守北境。 汉国连续31年被匈奴军入侵劫掠,具体损失虽失载,但令汉国“北边由是坏败”[58]、“郡县损坏,百姓流亡”[76],可见人口损失严重,其中雁门、代、上谷三郡的被害被掳人口数以十万计[注 28]
天凤五年(公元18年) ~地皇四年(公元23年) 王氏汉企图乘匈奴帝国单于位更替之际,发兵北征匈奴帝国,并拥立须卜当为须卜单于,但因兵力调度不配合加上国内动荡,直至王莽政权败亡也未能实现北征,而新继位的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亦继续“入北边为寇”。
建武五年(公元29年) 匈奴帝国支持的燕王彭宠被汉帝刘秀平定后,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遂多次遣军侵扰汉国渔阳郡[77],同年十二月,匈奴帝国支持的卢芳得到五原、代、朔方、云中、定襄等五郡汉族军阀的接受,卢芳遂入主五郡,与匈奴联兵侵袭刘秀治下的汉洲。
建武六年(公元30年)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 公元30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拒绝刘秀使节的讲和请求,“寇暴如故”,直至公元37年春季,卢芳政权领地尽为刘秀政权所有。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 五月,匈奴军入侵汉国河东郡而去。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 匈奴帝国的连年南寇,迫使汉国迁移在雁门、代郡、上谷三郡的六万多汉民至常山关、居庸关内,以避免受到匈奴军的劫掠,同时,汉国增兵北境防备。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为了得到汉国对卢芳的一笔赏购财帛,于是派卢芳与其部属闵堪等人向汉国归降,可能因此令卢芳对匈奴帝国产生疏离,卢芳并没有向汉廷报告归降的原由是因为单于的指使,令单于得不到汉国的赏金,而卢芳与闵堪则分别获汉国封为代王、代相,单于遂恼羞成怒,又一次加强侵掠汉国的力度。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 匈奴军与鲜卑人、赤山乌桓人联手多次南掠汉洲,“杀略吏民”而去[78]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 五月,匈奴军入侵汉国,抄略上党郡、天水郡、扶风郡而去[79]
十二月,匈奴军再次侵掠汉国天水郡而去[80]
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 冬季,匈奴军入侵汉国,抄略上谷郡、中山郡而去[81]
永平五年(公元62年) 十一月,北匈奴军入侵汉国五原郡[82] 之后数年,北匈奴军亦“数寇边”、“寇钞不息”,损失不详
十二月,北匈奴军转道侵掠云中郡,被南匈奴军击退。
永平八年(公元65年) 冬季,北匈奴军入侵汉国“西河诸郡”而去[83]


匈奴帝国的边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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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帝国的边邻关系
鲜卑人
时间 事件 备注
公元前209~前202年 冒顿单于倾全国兵力一举攻灭东胡帝国[36][55] 鲜卑人成为匈奴帝国的属民。
约公元一世纪三十年代 鲜卑人脱离匈奴帝国的统治。 不适用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 匈奴军与鲜卑人、赤山乌桓人联手多次南掠汉洲,“杀略吏民”而去[84] 不适用
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永平元年(公元58年) 鲜卑人诸国渐渐转而与汉国联盟对付北匈奴帝国。 自此以后,鲜卑人平均每年都从汉国得到二亿七千万钱以作为对付北匈奴帝国的金援[10]
章和元年(公元87年) 春季,鲜卑人在一次与匈奴帝国的战争中阵斩北匈奴优留单于[61] 鲜卑人遂渐进占草原核心区,但亦失去来自汉国的金援,而北匈奴帝国亦遂渐退出草原核心区向西迁徙。
乌桓人
时间 事件 备注
公元前209~前202年 冒顿单于倾全国兵力一举攻灭东胡帝国[36][55] 乌桓人成为匈奴帝国的属民,“岁输牛马羊皮,过时不具,辄没其妻子”[10]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匈奴帝国受到汉王朝发动的漠北之战打击,乌桓人乘势脱离匈奴帝国的统治,随后受到汉王朝所设立的护乌桓校尉影响,维持亲汉反匈的立埸[10] 不适用
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 冬季,匈奴壸衍鞮单于怨恨乌桓人盗掘匈奴历任单于坟墓,适逢乌桓人与汉国交恶,遂遣军二万骑攻打乌桓人,然后汉国亦遣军二万骑攻打乌桓人,单于闻讯退兵,汉军斩首乌桓6000多级及三位乌桓王(首领)的首级而回[55] 元凤六年乌桓人又与汉国起冲突,后来重新臣属于护乌桓校尉旗下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 冬季,匈奴壸衍鞮单于率军攻打乌孙帝国,退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而损耗兵员,乌桓人与乌孙帝国、丁零人乘机入侵匈奴帝国烧杀掳掠而回[55] 不适用
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 乌桓人入侵匈奴帝国,打败姑夕王,大掠其民而回[55] 姑夕王的失败引起握衍朐鞮单于挛鞮屠耆堂的愤怒,于是姑夕王成为呼韩邪单于挛鞮稽侯狦的拥立者,匈奴帝国遂陷入内乱
元始二年(公元2年) 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要求乌桓人交纳牛马羊皮的皮布税,但受到乌桓人的拒绝,单于遂遣军攻打乌桓人,屠杀乌桓人且掳掠妇孺1000余人而回,要求乌桓人“持马畜皮布来赎之”,但当妇孺的亲属来匈奴帝国地界赎人时,却被扣留[58] 单于的做法显然是对同年王莽所颁布的四法的回应,8年后匈奴帝国即主动攻击汉国西域都护府
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 王莽召集军队预备北征匈奴帝国,乌桓人亦在征召之列,其妻子亦受到汉国作为人质扣留,但乌桓人不愿意北征,于是纷纷成为逃兵并抄盗汉边,令人质被杀,单于乘机拉拢乌桓人亲匈反汉,一同南侵劫掠[10] 乌桓人与匈奴帝国结成联盟,参与入侵劫掠,汉国护乌桓校尉名存实亡。
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 乌桓人乘匈奴帝国单于位更替之机入侵匈奴,逼使匈奴人“北徙数千里”,退出戈壁大漠以南的地区,汉国于是“以币帛赂乌桓”,发动银弹攻势,促成乌桓人与汉国联盟[10] 乌桓人与匈奴帝国的联盟破裂,三年后转为亲汉反匈,汉国于是重设护乌桓校尉,甚至容许部分乌桓人入居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等九郡塞内地界,以及辽东郡属国,为“汉侦备”,直至永初三年平定塞内乌桓首领无何的叛乱后,才将塞内乌桓人迁徙至塞外。
丁零人
时间 事件 备注
公元前209~前202年 冒顿单于北征攻并丁零人地区[36][55] 丁零人成为匈奴帝国的属民。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 冬季,匈奴壸衍鞮单于率军攻打乌孙帝国,退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而损耗兵员,丁零人乘机脱匈独立,并与乌桓人、乌孙帝国入侵匈奴帝国烧杀掳掠而回[55] 不适用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 郅支骨都侯单于挛鞮呼屠吾斯西迁西部地区,将丁零人重新征服[58] 大约在章和元年(公元87年)以前的某段时间,丁零人重又脱匈独立。


匈奴帝国与汉国的臣民迁徙
匈奴帝国投往汉国的臣民
时间 人物 族属 备注
孝文帝前元十六年(公元前164年) 匈奴相国韩颓当与匈奴相国韩婴投附汉朝,韩颓当受封为弓高侯、韩婴受封为襄成侯。 汉族 韩颓当是韩王韩信之子,韩婴是韩王韩信之孙
孝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 匈奴王于军投附汉朝,受封为安陵侯。 匈奴 不适用
匈奴王赐投附汉朝,受封为垣侯。 不适用
匈奴王隆彊投附汉朝,受封为遒侯。 不明[注 29] 不适用
匈奴王唯徐卢投附汉朝,受封为容成侯。 不适用
匈奴王仆黥投附汉朝,受封为易侯。 匈奴 不适用
匈奴王代投附汉朝,受封为范阳侯。 不明[注 29] 不适用
匈奴王邯郸投附汉朝,受封为翕侯。 不适用
孝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 匈奴东胡王卢它父投附汉朝,受封为亚谷侯。 汉族 卢它父是卢绾之子。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 匈奴相国赵信投附汉朝,受封为翕侯。 匈奴 不适用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匈奴都尉乐投附汉朝,受封为持装侯。 不适用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 匈奴相月氏投附汉朝,受封为亲阳侯。 不适用
匈奴相猛投附汉朝,受封为若阳侯。 不适用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 匈奴太子于单投附汉朝,受封为涉安侯。 同年卒,没有后代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 匈奴王赵安稽投附汉朝,受封为昌武侯。 汉族[注 29] 不适用
匈奴相国无龙投附汉朝,受封为襄城侯。 匈奴 不适用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匈奴赵王煖訾投附汉朝,受封为潦侯。 不明[注 29] 不适用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匈奴浑邪王投附汉朝,受封为漯阴侯。 匈奴 浑邪王率领呼毒尼、乌犁、稠雕等四万余男女投降汉朝,被安置在陇西、上郡、北地、朔方、云中等五郡的“故塞外”,即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前的匈奴帝国地界上,设置属国机构管理。
匈奴王呼毒尼投附汉朝,受封为下麾侯。
匈奴右王乌犁投附汉朝,受封为河綦侯。
匈奴大当户稠雕投附汉朝,受封为常乐侯。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匈奴王扁訾投附汉朝,受封为煇渠侯。 不明[注 29] 不适用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匈奴符离王敞屠洛投附汉朝,受封为湘成侯。 匈奴 不适用
匈奴都尉董荼吾投附汉朝,受封为散侯。 汉族 不适用
匈奴王延年投附汉朝,受封为臧马侯。 匈奴 不适用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匈奴归义王次公投附汉朝,受封为了侯 不适用
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 冬季,汉国遣三千骑北征,俘掳数千人而回 不适用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 匈奴军计划南侵,但有三骑南投,令计划泄漏而取消,汉国派兵北上,俘掳数十人而回。
秋季,西嗕人数千南投附汉 不适用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 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发兵十万谋南侵,然而牧民题除渠堂南投,泄漏军事行动,入侵计划遂止,题除渠堂受封为言兵鹿奚卢侯
匈奴日逐王挛鞮先贤掸率一万余人投附汉朝,受封为归德侯 不适用
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 匈奴左大将军投附汉朝,受封为信成侯 来投降的匈奴人被安置在西河、北地两郡属国
匈奴呼遫累单于乌厉温敦率五万男女投附汉朝,受封为义阳侯
至公元前一世纪末叶,迁入汉国的匈奴总人口约十万,分布在陇西、上郡、北地、朔方、云中、西河等六郡属国,占汉国总人口3210万的0.3%[注 30]
汉国投往匈奴帝国的臣民
时间 人物 族属 备注
汉六年(公元前201年)秋~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冬 冒顿单于南侵,交战中,汉朝韩王韩信叛投匈奴,其部属王黄、曼丘臣拥赵利为赵王,亦率众投匈奴。 汉族 后来代相陈豨起兵反,在冒顿单于的默许下,王黄、曼丘臣、赵利、韩信入中原助陈豨,后兵败皆亡,不过其家族亦有部分留在匈奴。
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汉朝燕王卢绾率众数千投奔匈奴帝国,冒顿单于封卢绾为东胡王。 卢绾之子卢它父继承东胡王,后于公元前145年南投中原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 汉朝参与左大都尉暗杀儿单于的阴谋,遣军二万北上相助,然而左大都尉被儿单于杀害,儿单于随即领兵八万围攻汉军,将其逼降。 不适用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 汉朝遣李陵率军5000北征匈奴,后败没,2000多人没入草原。 不适用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 汉朝遣李广利率军160000北征匈奴,后败没,十万多人没入草原[57] 不适用
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 上郡属国诸胡万余北奔入匈奴帝国 诸胡人 不适用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 汉国西域都护府戊己校尉刀护被部下陈良、终带、韩玄、任商等二十七人所杀害,这二十七人率领戊己校尉豁下汉族男女二千余人投入匈奴,汉民被乌珠留若鞮单于挛鞮囊知牙斯安置在零吾水(土拉河)流域屯田。 汉族 天凤二年(公元15年),匈奴乌累若鞮单于挛鞮咸将这二十七人移交王莽处决。
迁入匈奴的汉族总人口约十二万四千,占匈奴帝国总人口185万的6%[注 31]

乌孙帝国昆莫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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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莫
难兜靡
公元前?年~公元前174年
(1)昆莫
猎骄靡
约公元前158年[注 7]~公元前105年
大禄
(2)昆莫
军须靡
公元前105年~约公元前74年
(3)昆莫
翁归靡
约公元前74年~公元前60年
少夫(4)昆莫
泥靡
公元前60年~公元前53年
(1)大昆莫
元贵靡
公元前53年~公元前51年
万年大乐弟史素光(1)小昆莫
乌就屠
公元前53年~公元前21年
鸱靡细沈瘦(2)大昆莫
星靡
公元前51年
(4)大昆莫
伊秩靡
公元前11年~公元?年
(2)小昆莫
拊离
公元前21年
小昆莫
日贰
公元前21年
(3)大昆莫
雌栗靡
公元前51年~公元前11年
(3)小昆莫
安日
公元前21年~公元前11年
(4)小昆莫
末振将
公元前11年
卑爰疐
(5)小昆莫
安犁靡
公元前11年~公元?年
番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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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汉藏语群体的祖先来自岭南、云贵一带,在数万年前迁移至黄河上游地区,然后在约公元前3900年分化为汉语群体与藏缅语群体,汉语群体东迁,聚居于黄河中下游流域,成为后世汉民族最主要的来源[4][5]
  2. 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战国之际生活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人群均属高颅的东亚人种居民,和均以低颅为特征的汉代匈奴和鲜卑等北亚蒙古人种是属于不同的种系。北亚蒙古人种特征较为明显的遗骸在战国时期才出现于北方长城地带,和古文献中“胡”的出现年代大体一致,所以山戎、猃狁、荤粥等并非匈奴的祖先[1][2]。其实先秦时代的古戎狄人群与黄河中游流域的土著同属东亚蒙古人种,甚至可以说古戎狄人群是从古华夏人群中分裂出来,两者是同源异流[3][注 1],后来更共融形成汉民族,比如分布在陕北高原及吕梁山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峁文化人群的线粒体遗传成分(mtDNA)与现代中国北部汉族最密切,其次为南部汉族,与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南方少数民族最远[6],所以应将先秦部分北狄部落视为汉人部落的一支。
  3. 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流域原住民是汉民族的主要来源,但黄河下游流域原住民、部分北狄西戎以及长江流域等南方原住民亦是汉族的来源之一,加上考虑到后来“北狄”被转为代指北亚游牧各民族、“东夷”被转为代指夫余、濊貊、韩、挹娄、倭诸民族、“西戎”亦代指为羌、氐、月氏以至中亚地区各民族、“南蛮”亦代指为苗、瑶、土家各民族,与先秦指向的群体有一定的差异,故此有需要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前加一“古”字以示区别,其中“东”、“北”、“西”、“南”等方位词可省略,基于古西戎与古北狄的密切关系,可合称为“古戎狄人群”,当时没有民族意识,所以称“人群”;而“华夏”一词长期是汉民族的别称,为容易区分,作为汉族主要来源的黄河中游流域原住民可称为“古华夏”部族;古华夏与古东夷、古北狄、古西戎、古南蛮(主要是古越人)之关系,类同于公元13世纪以前的蒙古与克烈、乃蛮、塔塔儿、篾儿克、汪古之关系,草原地区与九州地区的住民部族先后在公元13世纪与公元前1世纪各自分别融合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
  4. “匈奴”之名最早出现在古文献中是在公元前318年,下次出现的时间则是约在长平之战时,相差近60年,不排除前者有误,类似“莎车”、“楼烦”、“月氏”、“东胡”这些战国秦汉时代才出现的族群政权名称窜入记载商初伊尹对话的《逸周书王会解》中
  5. 华夏人群的共同地域——禹贡九州,又名赤县神州,相当于犹太民族的应许之地
  6. 第一位是秦始皇,第二位是秦二世,第三位是楚义帝,而项羽未曾称帝。
  7. 7.0 7.1 7.2 一如新罗尼师今、汉族皇帝、匈奴单于、藏族赞普之类,昆莫为乌孙王号,乌孙王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卒于公元前105年,猎骄靡“壮年”时曾与匈奴联军“夷灭月氏”,其事最晚在公元前174年,假设二十岁为壮年,则猎骄靡生于公元前194年左右,下距公元前105年之卒近90年,从岁数看,不如置猎骄靡生于约公元前174年更合理,而且根据冒顿单于遣书汉文帝所云,匈奴军“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可证乌孙也是匈奴军征服对象,所以从生卒年份及公元前174年匈奴军西征的对象来看,《史记》所引张骞之言[18]较《汉书》[19]更为合理。根据张骞所得信息,乌孙王国亡国时猎骄靡尚是婴孩,长大后才被单于“使将兵”,考虑到冒顿单于在西征成功后不久就死亡,这位收养猎骄靡的单于是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的可能性更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养父是冒顿单于的可能性,不过当猎骄靡“及壮”时,时任匈奴单于肯定是冒顿单于之子老上单于挛鞮稽粥,老上单于在位十六年,即使猎骄靡在老上单于在位的最后一年西征大月氏,猎骄靡只有16岁,所以猎骄靡有可能晚至至军臣军于在位初年才西征大月氏,建立乌孙帝国。
  8. 没有文字的时代事迹眇茫难考,不过后世很多氏族以黄帝为祖,代表黄帝及其氏族肯定曾经大幅度增殖扩张人口并与其他氏族联姻,可能是Oα、Oβ或Oγ其中之一[22],将黄帝视为共同的血缘祖先,亦代表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诞生,而挛鞮家最早见于汉字记载的只有头曼单于,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已有匈奴国家出现,但没有证据证明挛鞮氏在当时已成为匈奴人的最高首领。
  9. 9.0 9.1 匈奴方面,头曼单于与冒顿,冒顿与老上。汉朝方面,汉高祖与汉惠帝,汉惠帝与前少帝,前少帝与后少帝,后少帝与文帝。
  10. 史载匈奴人有人殉风俗[24],已被考古所证实[25],在匈奴帝国成立前200多年的公元前5世纪,活动于欧洲草原地区的斯基泰人亦存在人殉制度[26],晚至公元三世纪的日本同样存在人殉制度[27][28]
  11. 11.0 11.1 笔者认为“中心”、“排外”等词带有负面涵义,这种在本民族内部实现保护本民族文化的观点可以改称为族群文化保存主义,含义一目了然且中立
  12. 能够打着这种旗号主要是当地的少数族群,比如台湾南岛语各民族、亚马逊雨森原住民、中国大陆地区的少数民族等等,如果换为打着维护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号,很容易被贴上“封建迷信”、“大汉族主义”、“盲目排外”等污名化的标签,虽然从社会的变化来看,汉族社会才是受到现代化的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也是最需要保护的民族文化。
  13. 13.0 13.1 13.2 据《史记》云“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然而汉文帝崩于后元七年,公元前162年为后元二年,如“后四岁”加上“立四岁”则已至后元十年,所以年数必然有误,《史记》与《汉书》皆云老上单于在后元二年的四年后[29],则老上单干卒于公元前158年,《史记》与《汉书》皆云军臣单于入侵在后元六年冬[30][31],《史记》与《汉书》皆云臣单于入侵“后岁余”而汉文帝崩,故知军臣单于并非在“立四岁”或即单位“后岁余”才侵边,而是在即位的同年冬季就率军攻汉,至迟也不晚于十二月,老上单于之卒不早于十月,如此则老上单于之卒日至军臣单于攻汉之举的距离不可能超过三个月。
  14. 14.0 14.1 有观点认为这只是文化差异,并非民族歧视,但作为国书,冒顿单于不可能只是随手写写而不斟酌字句,而且当时匈奴国内至少已有投靠的卢绾家族,冒顿单于不可能“未尝闻中国礼仪”不清楚南方华夏人的习俗与匈奴人习俗的差异,但还是写了一封表达“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意愿的国书,可证冒顿单于在与吕后书信来往中,是将匈奴习俗的地位是凌驾在华夏习俗之上,为此不惜冒犯华夏人的习俗禁忌。另外,从当时局势来看,应该是冒顿单于对汉朝新统治者吕后的试探,看看吕后愿不愿意遵守冒顿条约,而信中“数至边境,愿游中国”表示了冒顿单于对汉朝的野心,同时也是一种战争威胁,后来吕后代表汉朝统治阶层的回信处处以“币邑”自贬,明显令冒顿单于满意,在回信中以“未尝闻中国礼仪”来为先前的冒犯言论回护,不过“未尝闻中国礼仪,陛下幸而赦之”这种屈尊之词明显不符合冒顿单于作为帝国征服者的风格,不排除是汉朝外交人员将冒顿单于的回应美化,以避免刺激汉朝统治阶层的自尊心。
  15. 15.0 15.1 观《史记》、《汉书》,事当在文帝前元四年,据《资治通鉴》,事在文帝前元六年,在一年内完成“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未免太紧迫,用三年时间来完成较为合理,故从通鉴。
  16. 16.0 16.1 这三年间,“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边各郡有辽东、辽西、雁门、云中、代郡、右北平、渔阳、上谷等郡,以“万余人”作11000人算,假设一杀一略对半分,辽东、云中、代郡三郡则有16500人被掳,另有16500人被杀,其他诸郡伤亡少于辽东、云中、代郡三郡,设令其伤亡为三郡的一半,一郡约5500人,其中半被害半被掳,总计八郡约30250人被害,另有同等人数被掳。
  17. 汉族原居地古称“九州”、“赤县神州”、“汉地”、“中国”等,然而“汉地”一词容易误解为汉朝领土,“九州”一词乍看之下强调分为九份,与“赤县神州”一词不能体现出民族属性,而“中国”一词含义过多,容易混淆,所以笔者参考“满洲”一词,创“汉洲”一词作为汉族原居地区的古今称呼。
  18. 18.0 18.1 直至汉王朝末年,其控制的户口人员都是汉族人,另有少部分汉族人口及“蛮夷戎狄居汉地者”不在统计之列[43]
  19. 漯阴侯浑邪王卒于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侯位传其子苏,至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漯阴侯苏卒,因为没有留下后裔,漯阴侯被取消。
  20. 20.0 20.1 据葛剑雄称“由于民不聊生,铤而走险,‘盗贼’(多数是小股农民暴动)峰起,‘大群至数千人’,‘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经过数年残酷的镇压,武帝于天汉二年(前99年)颁布‘沈命法’:‘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焉。’可见沈命法的颁布使从上到下隐匿盗贼成为普遍现象,而要使盗贼(流民中的一部分)得以隐匿,虚假的户口增长就是最合理的手段。”、“从武帝初年的三千六七百万户口开始,经过逐年的虚报,即使每年虚报率平均仅2%~3%,到武帝末年的户口数已超过4000万了,而昭帝初重新核定户口数时,又没有包括尚未回归的流民,低于实际人口数,可能只有2000多万,将两者对照取其大数,称为‘户口减半’是毫不奇怪的。”葛剑雄又说“如果以年增长率为12%计,那么武帝末年人口的最低点约为3200万。根据前面的结论,武帝前期的最高人口数约为3600万(约在元光二年,前133年),40多年间总人口减少了约400万。如果按正常的年平均增长率7%计,40年可以增加32.18%,应该从3600万增加到4758万,而实际反而降低到3200万,损失了1558万。”从葛剑雄提供的数据分析,孝武皇帝统治期间的实际人口损失约400万,即11%,这些损失不止是对匈奴战争的损失,也是对西域、西南夷以及国内大兴土木工程等徭役的人口损失,但这些人口损失并非意味损失的人口全部死亡,比如投降匈奴的汉军士兵,也有的因政治经济等因素而逃亡移居国外,至于1158万人的“损失”,即使是汉末三国、宋金、金元、明清之间的人口损失只算实际减少的人口,并没有包含一个假设应该增加的人口数量,所以1158万人的假设损失数并不合理,过于苛刻,而且1558万人的这个假设损失,亦只是减少32%,不到一半,何况实际上只减少11%,无论如何,‘户口减半’最多只能代表政府账目上的户口数减少占比,而事实上人口损失——并非所有人口损失都是因为抗匈战争——并没有达到一半的占比,亦有其他类似的见解[53],虽然人口损失没有“户口减半”这般严重,但也可见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势力——与历来视为弱势群体的刻板印象相反——极为强势,即使在汉族强盛的时代亦能欺压汉国,如果计算历史上民族歧视的受害人数,汉族群众肯定是最大的受害者。
  21. “秦人”是当时匈奴人对汉族的称呼,显见蒙恬北击匈奴之事对匈奴人的记忆非常深刻,虽然南方的华夏国已改朝换代过百年,但匈奴人仍以华夏前朝“秦”来称呼汉王朝的华夏族群,在此“秦人”是汉族的他称,不过“秦人”仍保留有政权称号及地域人群的含义,例如国号为“秦”的政权,其民亦被称为“秦人”;指关中地区的人民,所以“秦人”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
  22. 22.0 22.1 史称挛鞮屠耆堂是“乌维单于耳孙也”的记载非常可疑,所谓“耳孙”,即是以乌维单于为第一代人,那耳孙就是第十代人,两者之间相隔八代人,如果看看虚闾权渠单于在世系上的位置,虚闾权渠单于与冒顿单于只相隔四代,假设乌维单于卒时69岁,则其生于公元前174年,又假设乌维单于12岁时已生育儿女,其儿女代代亦早在12岁时生育儿女,则第十代人最快也要在公元前66年才出生,在公元前68年已能够与颛渠阏氏私通的挛鞮屠耆堂显然不可能是乌维单于的第十代孙,所以这里的“耳孙”只可理解为后裔,并非具体世次,即挛鞮屠耆堂是“乌维单于耳孙也”的意思是指挛鞮屠耆堂是乌维单于的后裔,其间的世系失载,考虑到挛鞮屠耆堂后来染指单于位,笔者认为挛鞮屠耆堂与虚闾权渠单于辈份相同的可能性最大,即挛鞮屠耆堂是乌维单于之孙,但也不排除挛鞮屠耆堂是乌维单于曾孙或玄孙的可能性。
  23. 23.0 23.1 《汉书》云挛鞮薄胥堂是挛鞮屠耆堂的“从兄”,“从兄”可指父亲的亲兄弟的儿子、祖父的亲兄弟的孙子或曾祖父的亲兄弟的曾孙当中较自己年长的人,描述的关系比较含糊,但既然挛鞮屠耆堂的上位是乌维家与且鞮侯家之争,挛鞮薄胥堂应是乌维单于的后人,故此笔者认为挛鞮薄胥堂是挛鞮屠耆堂父亲的亲兄弟的儿子。
  24. 如果匈奴单于真是关心或重视“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作为借口,那就应该寻找刘氏王室后人立以为帝,但没有如此做,说明单于只是想为南侵汉洲找一个理由开脱责任,相比起美国等西方列强以民主自由、拯救穆斯林女性为由发动侵略战争更不如,至少美国总统演戏会演全套,匈奴单于除了一开始质疑“今天子非宣帝子孙,何以得立?”就没有下文,只是为杀光、烧光、抢光找一个借口,同时也可以将破坏和平的责任归咎在王莽身上,转移受害汉民的仇恨,果然是精于勒索的游牧帝国,卸责与杀人掠货的手段同样高明。
  25. 可能有人会提出豁免对移入民族的剥削来保持社会稳定,只是如此一来就对继续受到剥削的原有多数单一民族不公平,受到豁免的移入民族很可能会将豁免视为相对于原有多数单一民族的特权,一种永远不能取消的特权,造成民族隔屏,而一旦取消又会令移入民族产生受害者心态,从而出现民族冲突,所以豁免对移入民族的剥削是最糟的选择,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入乡随俗,入汉乡自然随汉俗,即使移入民族不适应移入地的生产方式或文化而需要豁免或迁就,豁免或迁就也应该设有明确的时限,不能永久,即使西羌人是被汉廷迁移,也不构成给予永久性豁免或迁就的理由。如果需要豁免或迁就,笔者认为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小区域实施豁免或迁就,而这个特定区域越接近移入民族的移出地就越好,让不愿意入乡随俗或需要豁免迁就的移入民族可以迁移入去,是一个为汉廷错误民族迁移政策亡羊补牢的方法。
  26. 有人会以“难道单一民族社会就没有矛盾冲突”来质疑,的确,任何社会都有着自身的内部矛盾冲突,只是民族冲突不是必然,至少有两个势均力敌的民族存在是民族冲突产生的必要前提,虽然民族比较单一的地区也有着内部矛盾冲突,但没有必要变成民族多元地区,无故多一个潜在矛盾冲突。
  27. 笔者在这里的移入民族和原有多数单一民族的举例,是基于同一人种内不同民族而言,如果是不同种族,基于不同种族有不同的外表特征,从外表识别不同种族是比较容易,而且因为外表特征不同,不同种族通婚的后代的外表特征必然偏离其中一方种族的外表特征,这就必定引起种族同化的担忧,不同于文化同化(可逆)或同种异族的血缘同化(比如朝鲜族与和族通婚的后代,仅凭外表难以识别族属),种族同化不可逆,而外表特征的同化又引起颜值同化问题,即移入种族的颜值被本土种族视为较低较丑,也会加大族同化的反感,简单来说,就是种族多元较民族多元的矛盾问题更纠结难解,所以,统治阶层(政府)不应该在取得本土种族的一致共识前,采取任何促进或放任种族多化局面形成,如果不想社会又多一个矛盾冲突层面的话。
  28. 据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雁门、代、上谷三郡共有汉族人口合计689970人[注 18],然而至公元39年,三郡汉民人口仅余六万多人,只有原有人口的一成,匈奴军的南侵政策导致62万汉民的消失,可见影响巨大,虽然这62万人未必尽为匈奴军所杀所掳,可能有部分南流汉洲内口,但即使匈奴军所杀所掳的人口只有一半,仍然有31万人之多。
  29. 29.0 29.1 29.2 29.3 29.4 汉族存在邯郸姓,不能排除族属汉的可能;赵姓来自赵王赵利家族,故为汉族,煖訾为赵王,可能来自赵利家族;遒侯隆彊,《汉书》云陆彊,汉族有陆姓,存在族属汉的可能;容成侯,《史记》云唯徐卢,《汉书》云徐卢,存在族属汉的可能;范阳侯,《汉书》云范代,存在族属汉的可能;煇渠侯,《汉书》云应疕,汉族有扁姓、应姓,存在族属汉的可能。
  30. 浑邪王四万男女、呼遫累单于五万男女、日逐王挛鞮先贤掸的一万余人,笔者假设本始三年俘虏的数千匈奴人加上地节二年南附的数千西嗕人合共约一万人,再减去初元元年北附的万余人,所以南下投汉的匈奴人约有十万,以孝武帝末年的3200万汉族人口计算[注 20],十万匈奴人占3210万人口的0.3%。
  31. 据《史记》,冒顿单于在平城之围的兵力有四十万,但匈奴全国的军队不可能全在平城,笔者假设冒顿单于留下十万兵力留守国内,则匈奴帝国总兵力约五十万,以乌孙帝国的兵民比推算,五十万军队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9%,即冒顿时代的匈奴总人口约173万,加上十二万四千则为185万4千,则十二万四千占185万4千人口的6%。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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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 1.1 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指出“司马迁的匈奴列传是综合了大量先秦时代有关北方长城地带的文献记载写成的,有整理和保存重要史料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他和当时许多汉族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先秦文献中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戎狄,与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属于同一族群。从而造成了两个相互关连的历史误解:一、先秦的戎狄就是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的前身,二、北方长城地带自古以来被游牧民族占居,后来才被中原农业居民向北方的拓展而逐步排挤到更北的地区。…… 结合环境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的戎、狄,和战国才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胡、匈奴并非同一族群。北方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它之变为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是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变动的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复杂过程。”
  2. 贾莹《山西浮山桥北及乡宁内阳垣先秦时期人骨研究》
    第十章 余论——山西南部戎狄的种系类型
    ……乡宁内阳垣春秋时期戎狄人群属于蒙古大人种的范畴,对于晋、陕一带春秋时之戎狄乃塞人之后一支的说法,目前的研究中尚未发现相关的线索。据韩康信先生的研究,塞人的种族特征应属于欧罗巴人种,与本文研究的相关资料相距甚远。作为一个整体,这类戎狄居民具有高颅型,狭额,中鼻型和阔鼻型居多,平均值为中鼻型,面宽的的绝对值较小,中等的上面高度,面型中等,具有明显突出的颌部,低眶、阔鼻的高百分率,都表现出与古中原类型的亲密关系,与古中原类型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具有非常扁平的上面部形态,颅长宽比例和宽高比例为中等颅型,与古中原类型的长、狭颅型有所区别,而与古华北类型接近。因此,乡宁内阳垣春秋时期的居民应旧属于古华北类型。……乡宁内阳垣春秋时期戎狄人群的人种学构成与春秋晚期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的北亚类型居民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无论是形态学特征研究还是基于遗传学的眶上神经孔和舌下神经管二分性状统计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目前的体质人类学研究已经能够确认匈奴的主体成员为西伯利亚人种类型,以圆颅、低颅、阔颅配合高而宽的面型为其主要特征。外贝加尔匈奴人稍有不同的是拥有偏长的颅形,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性状,旧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以内蒙古林西县双店乡敖包吐村井沟子组人骨所代表的东周时期居民,也是属于低颅阔面、面部特别扁平的西伯利亚类型,在人种特征上与文献记载的“东胡后裔”——鲜卑、契丹、蒙古相同,故其族属被认为应为东胡。因此,匈奴和东胡人群在种系特征上都与现代蒙古人种的北亚类型相对应。乡宁内阳垣组所代表的戎狄人群,在种系特征上归属于先秦时期古代人种类型体系中的古华北类型,这是构成现代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主体成分之一。也就是说,在古代人种类型体系中,戎狄与匈奴、东胡分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种类型……
  3. 赵越云、樊志民《农业类型的演变与戎狄族群的兴起》指出“晚商以前北方地区皆为华夏族群的活动地域,所谓‘戎狄’族群应当是下一历史阶段里从华夏族群中分裂出去的一部分,因此,华夏与戎狄在血缘上本亦同源”
  4. Zhang, Menghan; Yan, Shi; Pan, Wuyun; Jin, Li. 《Phylogenetic evidence for Sino-Tibetan origin in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te Neolithic》 Nature. 05 2019
  5. 田阡子、孙宏开、江荻《汉藏语数据与东亚人类的渊源》:“汉藏语群体的祖先最初来源于东亚的南部,在约20000到40000年前,一个携带Y染色体m122突变的群体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盆地,在这里约10000年前发展起了新石器文化”
  6. Jiayang Xue、Wenjun Wang、Jing Shao、Xiangming Dai、Zhouyong Sun、Jacob D. Gardner、Liang Chen、Xiaoning Guo、Nan Di、Xuesong Pei、Xiaohong Wu、Ganyu Zhang、Can Cui、Peng Cao、Feng Liu、Qingyan Dai、Xiaotian Feng、Ruowei Yang、Wanjing Ping、Lizhao Zhang、Nu He and Qiaomei Fu《Ancient Mitogenomes Reveal the Origins and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Neolithic Shimao Population in Northern China》
    …………“To explore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and present-day humans, we compared their genetic affinities including the ethnic minorities (such as Daur, Mongolia, Dai, Miao, etc.), Han populations (“NChina_Han” and “SChina_Han”), and the populations in Tibet and Taiwan of China. Among these present-day populations in China, the Han populations carried both the NEA dominating haplogroups A (5.95–6.46%), C (1.79–5.94%), D (19.05–25.84%), and G (1.19–5.94%) and SEA dominating haplogroups B (11.37–14.88%, B4′5), F (13.69–13.95%), and M (18.60–24.40%), and showe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of haplogroup D (19.05%–25.84%), consistent with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The genetic distance analysis also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were closer to Han populations (F ST < 0.03, p > 0.06 in NChina_Han; F ST < 0.04, p > 0.06 in SChina_Han) than other present-da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cluding those in Tibet and Taiwan. The haplogroup shar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shared higher proportions of haplotypes with the Han (NChina_Han, 6.04%; SChina_Han, 4.70%) than with the other present-day populations (0.00–3.65%).”…………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LN Longshan Shimao-related populations in northern Shaanxi were closer to the present-day Han Chinese (especially the norther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than to the minorities in China.”…………
  7.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8. 《史记·秦始皇本纪》
  9. 《史记·蒙恬列传》
  10.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11. 《史记匈奴列传》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
  12. 《史记韩王韩信传》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
  13. 《史记夏侯婴传》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益食婴细阳千户。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陈,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
  14. 《资治通鉴卷十二》冬,上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以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15. 《史记匈奴列传》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
  16. 《新书卷三·解县》
  17. 17.0 17.1 17.2 《汉书西域传上》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18. 18.0 18.1 18.2 《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19. 《汉书张骞传》(张骞)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彊,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20. 20.0 20.1 《史记大宛列传》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
  21. 21.0 21.1 《史记大宛列传》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22. 《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严实指出:“我把他们分别称为Oα、Oβ和Oγ。这三个大约6000年前的人的后代构成了现在汉族人群的40%以上。之所以很特别,是因为在这三个扩张以前的Y染色体树的所有分支,都是二叉,而这三个扩张是星状扩张,即突然从一个人演化出难以分出先后的5~7个支系,而且这5~7个支是都有后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长支或二叉当中的那些古人无数辈的兄弟都没能传下男性后代,当时的人口扩张也相对缓慢,只有这几支幸运儿的后代终于活到了现代。”
  23. 武沐、王希隆《匈奴司法制度与刑法考述》……匈奴的在押囚犯不多,刑期也不长,所谓“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匈奴犯法者少,而是说像匈奴这样一个游牧民族,不便于设置较多的固定监狱。他们更喜欢使用诛杀、刑笞、罚没、流放、没为奴隶等手段惩罚犯法者。……各部擅自拥立酋帅是违法的,其情节严重者可招致击杀。……秦汉时期匈奴政治上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确立了单于至高无上的权力。单于的钦命任何人不得违旨。诸王凡有重大的行动都要请示单于同意后,方可实施。否则将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匈奴传》载冒顿单于在与父王头曼单于争夺王位时,曾对于违抗命令,不随其射杀头曼单于者,一律诛杀。这说明,单于的命令是绝不可违的。……这条法律条文虽然不长,但包含了数个罪名,如“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就包含了械斗罪、杀人罪、盗窃罪等罪名。匈奴的兵器有长、短之分,长兵器是用来作战的。所谓“拔刃尺者”是指以长兵器用作匈奴内部的械斗,这是法律严厉禁止的行为,因此,无论其行为的结果如何都是死罪。匈奴法律之所以特别强调械斗罪、盗窃罪,并制定了如此严厉的法律,这恰恰反映出匈奴内部此类犯罪行为的多发性特征。……在匈奴社会,单于既是最高的立法者,又是最大的审判官,还是最终的监察者,重大案件以及诸王间的争讼都由他最终裁决。单于发布的诏令是最有权威的法律形式,单于的意志代表了法律的意志,因此,单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怒哀乐临时确定罪名…………单于可以凭情绪的好坏擅立罪名,滥杀无辜。不仅如此,母阏氏亦有相当大的特权,可以随意诛杀朝臣,铲除异己。……母阏氏使人杀害左大都尉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可见,所谓“刑不上大夫”的做法在匈奴同样被尊奉为圭臬。……匈奴尚杀首子,说明匈奴习俗中对于女子婚前的性行为较为宽容,但对于女子婚后的贞节则相当重视,因此,对于妇女初嫁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在不能确定其生父的情况下,一般都采取“杀首子”的方式处理掉,匈奴法律不仅对此不加干涉,反而受到保护。……
  24. 《史记匈奴列传》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
  25. 银龙之墓,千里同镜:“虽然尸骨保存得很差,有的连牙齿也没留下,但可以肯定的是,陪葬墓群南部的是小孩,北部是成年人,与墓主人的关系比较近,有些可能是护卫。最关键的,他们都是可怜的殉葬者。《史记》记载的匈奴葬俗‘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百人‘。目前虽然没有发现数百人殉葬的情况,但是可以确定,殉葬制度是存在的,陪葬墓里的人是与他们的主人同时下葬的。”
  26. 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第四卷》(71)历代国王的坟墓是在盖罗司人居住的他方,那里是包律斯铁涅司河溯航的终点。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奇提亚人便在那里的地上挖掘一个方形的大穴;大穴挖好之后,他们便把尸体放置在车上载运到异族那里去。尸体外面涂着一层蜡,腹部被切开洗净,并给装上切碎的高良姜的根部、香料、洋芫荽和大茴香的种子,然后再原样缝上。在尸体送到的时候,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奇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们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从这里人们又把国王的尸体放在车上带到属于他们的另一部落那里去,而尸体已到过的地方的那些人则跟在尸体的后面。而在尸体到所有部落那里被载运了一圈之后,它便被人们运到了盖罗司人的土地,这是他们所统治的一切种族当中最远的,也便是下葬的地方了。此后,在把尸体放在草床上放入墓中以后,他们便在尸体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并且把木片搭在上面,木片上再复盖上细枝编成的席子当作屋顶。在墓中的空地上,他们把国王的一个嫔妃绞死殉葬,他们同时还埋葬他的一个行觞官、厨夫、厩夫、侍臣、传信官;此外还有马匹、所有其他各物的初选品和黄金盏;因为斯奇提亚人是不使用青铜或白银的。在做完以上的事情之后,他便共同修造一个大冢,在修造时他们相互拼命竞争,想把它修造得尽可能地大。(72)在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又进行下面的事情。他们选出国王身旁残存的侍臣当中最亲信可靠的人(这些人都是土著的斯奇提亚人,因为侍奉国王的人都是国王亲自下令选定的,而斯奇提亚人是没有用钱买奴仆的习惯的),把侍臣当中的五十人绞死,把他们最好的马五十匹杀死,再把他们的内脏掏出,把内部洗净,肚子里装满谷壳再缝合。然后,他们把许多​木桩钉到地里去,每两个一对,在每一对木桩上面凹入部向上地安放着车轮的半个轮缘,另外的半个轮缘放到另一对木桩上去,直到许多对木桩都这样配置好的时候。随后,把大木棍从马的尾部一直横穿到马的颈部,再把木棍架到车轮上面,结果是前面的车轮支着马的肩部,而后面的车轮在马的后腿的地方支着马的腹部,但四条腿则在半空中悬着。每匹马嘴里都有一马衔并且配着一副缰绳,缰绳是系在前面的木橛子上。然后这五十名被绞杀的少年分别被安置到五十匹马上。他们这样做的辨法是:他们再把一个木棍沿着少年的嵴椎从后部一直穿到颈部;从身体后部突出的棍子则插到横贯马体的那个木棍上的一个孔里去。这五十名骑马的人就这样地给他们安置在坟墓的四周,然后他们便离开了。
  27. 《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掾史张政等因赍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
  28. 《日本书纪卷第六垂仁天皇》卅二年秋七月甲戌朔己卯,皇后日叶酢媛命一云日叶酢根命也薨。临葬有日焉,天皇诏群卿曰:“从死之道,前知不可。今此行之葬,奈之为何?”于是野见宿祢进曰:“夫君王陵墓埋立生人,是不良也、岂得传后叶乎?愿今将议便事而奏之。”则遣使者,唤上出云国之土部壹佰人自领土部等,取埴以造作人、马及种种物形,献于天皇曰:“自今以后,以是土物更易生人树于陵墓,为后叶之法则。”天皇于是大喜之,诏野见宿祢曰:“汝之便议,寔洽朕心。”则其土物、始立于日叶酢媛命之墓。仍号是土物谓埴轮,亦名立物也。仍下令曰:“自今以后,陵墓必树是土物,无伤人焉。”天皇厚赏野见宿祢之功,亦赐锻地、即任土部职,因改本姓谓土部臣。是土部连等主天皇丧葬之缘也,所谓野见宿祢,是土部连等之始祖也。
  29.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后四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而中行说复事之。汉复与匈奴和亲。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
  30. 《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十》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
  31.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六年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
  32. 《史记陈豨传》上曰:“陈豨将谁?”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购黄、臣等。……王黄、曼丘臣其麾下受购赏之,皆生得,以故陈豨军遂败。
  33. 《史记高祖本纪》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余,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
  34. 34.0 34.1 《史记高后纪》(六年夏六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阳。
  35. 《史记匈奴列传》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
  36. 36.0 36.1 36.2 36.3 36.4 《史记匈奴列传》
  37. 37.0 37.1 37.2 37.3 《汉书·景帝纪》(前元元年)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前元二年)秋,与匈奴和亲。……(前元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中元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38. 《汉书景帝纪》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39. 《汉书景帝纪》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
  40. 40.0 40.1 《史记·孝景本纪》匈奴入代,与约和亲。……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
  41. 《史记·韩长孺列传》
  42. 曾祥江、魏然《匈奴农业问题的考古学探索》:“……伊沃尔加城中,出土了与汉代极为相似铲、锄、镰、犁铧、石磨盘、骨铲等农具。城内还发现大量家畜的骨骼,其中反映定居农业经济形态的猪的数量较大。伊沃尔加城显然是一座以汉人从事农业、手工业为主,兼有家畜饲养多种经济形态的城市……匈奴从事农业生产应以汉人为主。一是匈奴和汉朝常年的大规模战争,使得大批的汉人被掠去沦为奴隶;二是部分汉人迫于生存和对土地的需求,从黄河流域的农耕地区不断北移投身于胡地从事农业生产。……如伊沃尔加城可能为安置归降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城址,大量汉人的涌入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和农具,城内出土的汉式农具及大量家畜表明定居农业占据了重要地位。……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1世纪前期,匈奴从事过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但也仍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形态,农业也只能作为匈奴畜牧业经济形态的补充。……在整个匈奴发展史上,匈奴时刻显示着对中原农业的依赖和对粮食的迫切需求,匈奴粮食来源更多地是靠互市、掠夺和赏赐等方式获得。”
  43. 《后汉书·卷四十九·列传第三十九·仲长统》损益篇:“........向者,天下户过千万,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壮,则千万人也。遗漏既多,又蛮夷戎狄居汉地者尚不在焉。丁壮十人之中,必有堪为其什伍之长,推什长已上,则百万人也。........”
  44. 蒙古国考古学者: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已被找到
  45. 45.0 45.1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列传》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遫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慑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46. 《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47. 《史记平准书》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48. 《史记平准书》岁余,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
  49. 《史记酷吏列传》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
  50. 《史记匈奴列传》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51. 《汉书西域传上》后贰师军击大宛,匈奴欲遮之,贰师兵盛不敢当,即遣骑因楼兰候汉使后过者,欲绝勿通。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后距,捕得生口,知状以闻。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将诣阙,簿责王,对曰:“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愿徙国入居汉地。”上直其言,遣归国,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
  52. 《汉书西域传上》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53. 柳春藩、李贵方《西汉人口试探》
  54. 《汉书苏武传》
  55. 55.00 55.01 55.02 55.03 55.04 55.05 55.06 55.07 55.08 55.09 55.10 55.11 55.12 55.13 55.14 55.15 55.16 55.17 55.18 55.19 55.20 55.21 55.22 55.23 55.24 55.25 55.26 55.27 55.28 《汉书匈奴传上》
  56. 56.0 56.1 56.2 《汉书西域传》
  57. 57.0 57.1 57.2 《汉书赵充国传》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
  58. 58.00 58.01 58.02 58.03 58.04 58.05 58.06 58.07 58.08 58.09 58.10 《汉书匈奴传下》
  59. 59.0 59.1 59.2 59.3 《汉书甘延寿陈汤传》
  60. 《后汉书西域传》
  61. 61.00 61.01 61.02 61.03 61.04 61.05 61.06 61.07 61.08 61.09 61.10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62. 62.0 62.1 《后汉书窦融列传·窦宪》
  63. 《后汉书·耿夔传》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已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乃封夔粟邑侯。会北单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众八部二万余人,来居蒲类海上,遣使款塞。
  64.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列传》天子曰:“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遬濮王,捕稽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煇渠侯。”
  65. 《汉书文帝纪》匈奴寇狄道。
  66. 《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入渔阳、雁门,败都尉,杀略三千余人。
  67. 《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
  68. 《汉书武帝纪》(元朔三年)夏,匈奴入代,杀太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
  69. 《汉书武帝纪》(元朔四年)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数千人。
  70. 《汉书匈奴传》(元朔五年)其秋,匈奴万骑入代郡,杀都尉朱央,略千余人。
  71. 《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
  72. 《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匈奴入雁门,杀略数百人。
  73. 《汉书武帝纪》(元狩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千余人。
  74. 《史记匈奴列传》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余人而去。
  75. 《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秋,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
  76.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光武初,乌桓与匈奴连兵为寇,代郡以东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
  77. 《后汉书郭伋传》时匈奴数抄郡界,边境苦之。伋整勒士马,设攻守之略,匈奴畏惮远迹,不敢复入塞,民得安业。
  78. 《后汉书祭肜传》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彊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肜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锋,数破走之。
  79.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五月)匈奴寇上党、天水,遂至扶风。
  80.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十二月,匈奴寇天水。
  81.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匈奴寇上谷、中山。
  82.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云中,南单于击却之。
  83.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北匈奴寇西河诸郡。
  84. 《后汉书祭肜传》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彊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又遣诸将分屯障塞。帝以肜为能,建武十七年,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锋,数破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