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的內外互補：「中國史」學界的中國與西方

概要

近代以來，中國幾乎任何領域都籠罩着中西關係的問題。近些年，對這一問題的關注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愈益激烈起來。以學術界而言，主要就是中國大陸學者如何面對西方的「中國學」以及與中國本土的「中國學」，在史學領域則是如何看待和認識西方的「中國史」學和中國本土的「中國史」學。所謂「中國史」學界，並非專指中國史學界，而是整個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界，其中也包括西方學者。所謂西方，指歐美國家和地區，但也不是鐵板一塊，不同國家的影響力是不一樣的。西方學術是一個包羅萬象的複雜形態，關於中國史的研究不過是冰山一角。我之所以拿此闡論，不過因為我是歷史學者，再具體一點主要是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本文更多從研究方法的角度，談談我對「中國史」特別是「中國近代史」學界中西學者研究之關係，也為目前中西學術問題提供一個側面的認識。

渴望學術「翻身」與排外情緒

中國社會各界尤其是學術界，近些年之所以對西方進行「大面積」的評說，與其說是因為西方發生了什麼，毋寧說是中國的劇烈變化所導致的。隨着中國經濟持續的突飛猛進，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國人普遍產生了一個「軟實力」也要翻身的要求，不僅文化上要翻身，形象上也要翻身，學術上更要翻身。講好「中國故事」，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話語體系，已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界追求的目標。與其他學科一樣，歷史學界也不甘落後，號召轉向「自主敘事」，提出「中國式」的問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話語體系。以上無論是「翻身」「爭奪」還是「自主」的表達，其實都是因為我們面對着西方這個「他者」，這個他者至今仍佔據着國際學術話語權的優勢地位。與之相比，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目前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還不太相稱」。正因為此，我們必須與強大的西方爭鋒，只有為人類社會作出更大的學術貢獻，才能取得應有的國際學術地位。

應該說，經濟發達，國力上升，國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為獲得軟實力的國際話語權而奮鬥是相輔相成、順理成章的事情。只要民族國家繼續存在，只要人類社會沒有實現世界大同，就會發生競爭，誰都想擁有話語主導權，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姑且不談外國問題，至少中國問題、中國學術包括中國史學，是理應由我們自己立於權威地位，掌握解釋權的，這就如同西方人對西方問題、西方學術、西方歷史佔有話語權一樣。這一邏輯本來具有極其正面的意義，不過，當我們為此振臂吶喊、付諸努力時，也覺察到一絲隱憂。有的人似乎偏離了正常的學術軌道，而落入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陷阱。以中國史而言，最顯著者有如下幾端：一是西方研究中國史的理論和方法，根本算不得新，在我們中國早就有了，甚至比西方先進了幾百年；二是中國學問、中國史學，只有中國學者才能進行真正的研究。西方學者不過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上隔靴搔癢，以偏概全；三是中國學者對西方學術唯洋是舉，自輕自賤，甘於「邊陲」，丟了人格和國格，甚至危害了中國史學的安全；四是中國史研究要發展，要寫出本土化的歷史，必須去「西方化」。

以上所持，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將其偏執化、情緒化就值得斟酌了，表面上似乎理直氣壯，實際上仍是沒有擺脫近代以來自卑情結的反映。先撇開事實，僅從邏輯而言就有可商之處。譬如：

許多問題、許多理論和方法的發明，是誰的就是誰的，萌芽和結果不能當成一碼事。這一比附的思維方式並不新鮮，晚清民國時期即有「西學源出中國說」，似乎都有點精神勝利法的味道。

本國的史學，本國人可以研究，外國人也可以涉足。薩義德的一句話具有啟發性：「我不相信只有黑人才能書寫黑人，只有穆斯林才能書寫穆斯林之類不無偏狹的假設。」其實，如果外國學者不研究中國問題、不研究中國史，中國學者所掌握的還叫話語權嗎？西方人以自己的角度研究中國史也不難理解，正如中國人研究西方史不可能脫離我們自己的角度一樣。我們不能一方面提倡本土化的視角，而同時又否定人家的本土化視角。要求西方人研究其他國家的歷史沒有任何的隔膜，是不現實的。更要注意的是，將少數學者的盲從西方上升為整體現象，既不符合實際，也自我貶低了中國學者的辨別能力。

所謂只有去「西方化」才能發展中國史學，更是將中西二元對立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中西之間如何徹底分離，我們能自己提着耳朵離開地球嗎？這種口號式的情緒化表達，如果擴大到所有領域，到底是促進還是阻礙了人類社會的和平相處，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設問，當今學術包括歷史學，如果完全摒棄西方學者創立的規則和概念，還能寫出文章嗎？那些主張去「西方化」的學者，不是一直有意無意地使用眾多的「西方術語」嗎？

我還要強調的是，西方的理論方法和概念也包括我們熟悉的馬克思主義，而這一點恰恰被一些人排斥在外了。如果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著作有所了解，就不難看出這些著作同樣使用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如奴隸制、封建主義、地主階級、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都是來自西方包括馬克思主義學者的著作，當然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已經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了。

學術前沿中「西強中弱」的格局

頭腦發熱的情緒化想法，不僅無助於中國學術、中國史學的進步，反而有害於中國學術、中國史學話語權的爭奪。冷靜、理性地梳理和分析，是正確判斷事物的基本前提。最先需要做的，就是回溯歷史，了解西方學術和中國學術之短長，然後才能制訂前進的、可行的方略。

在古代中國，經濟發達，國勢強盛，文化繁榮，曾引來東亞乃至西方欣羨的目光和求學之士。中國史學也是賡續不絕，成就卓越。這一切，的確讓我們驕傲和自豪。然而，由於那個時代中西往來稀疏，尚未真正形成交流和對話的渠道，尤其是「天朝大國」的地位和心態，使得並不太關注他國對自己的評價，從而不可能形成話語權意識，更沒有主動將中國事實上已經存在的話語權推廣到其他國家。結果，有關中國的信息、形象反而是通過西方來華者傳播出去的。

人類社會是在不平衡中演進的。當西方衝出黑暗的中世紀，經過了文藝復興、啟蒙時代之後，資本主義列強開疆拓土，紛紛崛起，科技、文化、學術等都實現跨越式的發展。歷史的天平由東方、由中國開始偏向西方，西方利用先進的研究成果，掌握了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國際話語權，侵染了整個世界。他們由原來的仰慕中國變成了近代以降鄙視中國，將中國視為一個停滯不前的國度。晚清民國時期，尤其是科舉制度廢除之後，隨着新式學校的建立，西方的現代學科湧入中國，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傳統學術。關於中國的研究，也是主客翻轉，西方漢學愈益把持了中國知識的敘述，中國史研究成了西方史學規範、理論、方法和概念的天地。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等國家的史學流派輪番登場，中國學者被迫亦步亦趨，惶趕不及，誠可謂「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儘管梁啓超提出了「新史學」，胡適、傅斯年、陳垣、陳寅恪、顧頡剛等大師發出將漢學、中國史研究中心奪回中國的吶喊，也成就了民國時期中國史學的繁榮，但在理論方法上仍是跟從者，西方始終獨霸着漢學和中國史學的話語權，諸位大家正是學習和使用了新理論、新方法，輔以新史料的發現，才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等，更多的也是學習、接受和使用源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才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突破。

新中國成立後前三十年，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佔有主導地位，在此指導之下中國史學者討論了一些宏大問題，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過，就總體而言，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方世界少有來往，學術上與西方學界也鮮有交流，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響自然也就很少了。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各行各業與國際接軌的願望愈益強烈。學界大量譯介西方的學術成果，引入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因此也就如同民國時期一樣，中國的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幾乎成了西方尤其是美國話語的「戰場」。受此影響，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大大增加，水平也明顯提高，在國際學術界也能聽到一些聲音，但依然很少產生原創性的理論、方法和概念，仍沒有改變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的跟從者的地位。中國學者的中國史研究是成績最為顯著、也最佔優勢的學科之一，理應成為國際學術論壇的權威，但事實上我們也未取得完全優勢地位。歐美的史學流派諸如年鑑學派、心態史學、計量史學、新文化史、後現代史、全球史觀等掀起一輪又一輪波瀾，遠遠超過我們自己的研究的影響。具體到中國近代史來說，同樣能看到歐美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者的強烈衝擊力。從費正清的「衝擊——反應」論，到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再到賽爾登的「延安道路」、黃宗智的「過密化論」、杜贊奇的「權力的文化網絡」，以及柯嬌燕、羅友枝的「新清史」，等等，不斷攪動着中國近代史學者的思維。歐美著名學者出版的每一部近代史名作，即便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成果，一旦譯為中文出版，幾乎都能在中國近代史學界引起震動。僅以我熟悉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社會史與革命史為例，諸如彭慕蘭、黃宗智、杜贊奇、施堅雅、高家龍、白吉爾、沈愛娣、王笛、周錫瑞、裴宜理、塞爾登、胡素珊等人的專著大致都是如此。在這裏面，也包括從大陸赴歐美留學，經過思維轉變而取得重要成就的學者。應當說，西方也不乏質量粗劣之作，而且從總體上也不能說西方的研究就超過了中國學者。但又不能不承認，如果將雙方最優秀的著作進行比較，我們的近代史著作又有多少像以上著作那樣引起國內外學界的極大關注呢？

學術圈內經常有人講，中國史研究達到「中國一流」就一定是「世界一流」了。不言而喻，中國史終究是中國學者說了算，外國學者無法與我們爭高低。此言雖有一定道理，但不可盲目樂觀，除了完全屬於中國傳統、外國學者很少介入的甲骨文等外，其他領域即便在中國為一流，能否站到世界一流，還真並不一定，上面所舉的著作就是證明。僅僅用一些人所謂「崇洋媚外」「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的說法，是無法解釋這一現象的。盲目崇拜西方學者的情況是有的，但我不認為多數中國學者到了好壞不分、簡單盲從的地步，而認為有其辨別能力，從西方學者的研究中受到了多方面（尤其是方法論）的啟發。中國近代史尚且如此，我們對外國史研究的差距更是有目共睹的。儘管經過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努力，外國史學者（尤其是海外留學、受過西方訓練的年輕學者）的成果已經引起了西方學者的注意，差距正在逐步縮小，但仍不能不捫心自問：我們的外國史研究能有多少像西方學者研究中國近代史那樣，超過了西方學者研究西方國家歷史的水平？

由上可見，近代以來，西方學術一直維持着話語霸權地位，即便在中國史、中國近代史這樣的領域，其影響也是相當之大，不可忽視。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依然處於民國時期的延長線上，依然面臨着胡適、傅斯年、陳寅恪那一代學者的「翻身」問題。根本不同的是，那是一個內憂外患、國破民窮的舊時代，今天則是一個獨立富強、國勢日隆的新時代。也正因為此，我們現在更有理由趕超西方，實現爭得國際學術話語權的目標。問題是，我們應該通過什麼途徑來實現這一目標？如何正確地理解超越西方學術？

以「外向與內向」視角的互通趕超西方學術

在中國史的資料方面，我們無疑是有優勢的，但學術話語權主要不是「資料」權，而是學術體系、學術規範、學術規則的制訂權和推廣權，以及在此基礎上具體問題的解釋權。我主要從外向和內向兩個角度來思考這一問題。

外向視角

「外向視角」就是國際視角，在國際學術體系之內，遵守國際學術規範，以高超的學術水平和學術成果得到世界的承認，從而爭得國際話語權。

儘管國際學術體系、學術規範主要是由西方制訂、推廣和壟斷的，但實際上已成為國際學界普遍遵行的學術規則，至少是迄今為止影響力最大的學術規則。既然現代學術規則為國際學界所擁有，就有了相對獨立的地位和意義，在此情況下，就不一定非要強化「西方」意識、西方獨佔不可。只要有利於中國學術、有利於中國史學的發展，我們就應該承認這個規則、運用這個規則，甚至還要修正和發展這個規則。

以最基本的學科體系而言，現代歷史學、文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教育學、管理學等，這些都是我們古代傳統學術中沒有明確劃分，但對於現代學術研究顯然是有必要的，那麼是否因為是西方發明的就拒絕呢？

又以最基本的學術規範為例，為了提出有價值的問題，要進行學術史的梳理和分析；引用資料要做註釋，以便明了資料來源；引用其他人的成果也要做註釋，以顯示自己的研究與他人的區別和貢獻。對此，同樣應作如上觀。

再如前面所述西方各種史學流派，每一種都深刻影響了世界史學的發展。諸此也都是我們古代傳統史學所沒有，但對於歷史研究同樣是必要的，那麼是否因為是西方發明的，我們就置之不理呢？果真如此，自說自話，無人理睬，那還談什麼話語權？

事實上，我們現在從事學術研究，誰能說可以完全離開西方所創立的學術體系和學術規範？既然如此，我們最需要做的，就是全面了解西方和國際學術話語系統，將中國學術主動納入國際學術共同體之中，與西方處在一個平台上進行交流和對話。近些年來，中國各個學術領域都在加強「國際化」的宣傳和實踐，恰恰證明了這一認識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但必須警惕的是，在遵守國際學術體系和學術規則的同時，不能將西方人對中國研究包括中國史研究中提出的問題、提出的解釋生搬硬套，代替中國學者自己的研究。有的學者為了顯示博學，通篇文章都在講西方學者的話，卻很少看到自己的解釋，這恰恰是沒有學術貢獻的反映，是應當反對和避免的。在今天，對中國學者最大的挑戰是，能否在世界認可的國際學術平台上講出道理，提煉出「自己的」概念，通過一系列的原創性成就，爭取自己的地位和話語權。

民國時期的史學大師的做法，為我們提供了某種借鏡。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都企圖將漢學、中國史學的中心奪回國內，但他們並未另起爐灶，而是在默認現行國際學術潮流之下進行研究的。1930年，陳寅恪提出的「預流」，指的是「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或者說就是西方的漢學。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是頭腦極為清醒的認識。他正是運用與西方基本同步的理論、方法和工具，提出問題，研究問題，取得了令國際學界矚目的史學成就。儘管還達不到突破西方話語權的地步，但已經讓西方看到了中國學者的能力。陳寅恪如果不是掌握了多國語言，使用當時比較先進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怎麼可能取得如此成就？除此以外，即便是最基本的國際學術規範，他也是特別強調的。1936年6月陳寅恪在清華大學一篇史學畢業論文上有這樣的批語：「凡經參考之近人論著，尤宜標舉其與本論文之異同之點，蓋不如此，則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襲之嫌，且無以表示本論文創穫之所在也。」但不客氣地說，時至今日，我們的史學研究又有多少人嚴格遵守了這一學術規範呢？如果連這一點都做不到，還談什麼學術成就和話語權呢？

站在民國大師的肩膀上，我們現在應該繼續遵守國際學術規則，拿出更加權威性的成果。一是對中國問題、中國歷史作出比西方學者更加符合實際、更有信服力的解釋，提出新的概念，贏得國際學術界同行的承認和尊敬。可以肯定地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幾乎都是在國際通行的規則下完成的；二是在同樣的國際規則和已有理論方法的基礎上，提出新的理論方法，這點更加重要。我們不能總是「衝擊—反應」式地跟着走，而是要樹立「領着走」的雄心，提出新的理論方法，為國際史學提供一個新的研究維度。即便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方法上，我們同樣要立足於國際學術視野，與國外馬克思主義史學進行競爭，作出自己的貢獻。

總之，中國學術的自信必須首先在國際學術規則之下作出成績之後才能確立。

內向視角

「內向視角」就是我們在運用國際規則的同時，又要從中國本土尋求歷史資源，修改、發展乃至創立一套與此前有所不同的新規則、新概念，變為國際學術界所認可和運用的新規範。只有如此，才能改變長期以來中國為「本地信息提供者」的地位，實現「領導者」的目標。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一理念，按照以往國際學術規則，我們最多只能成為中國的「紐約」、中國的「倫敦」、中國的「巴黎」。今後，我們則要努力變為美國的「北京」、英國的「北京」和法國的「北京」。如果說以前是「洋為中用」，以後要變為「中為洋用」。實現這一願望之時，也就是中國學者真正為世界學術作出獨特貢獻之日，這正是中國學者最焦慮、也最為渴望的目標。

近些年來，一些學者強調中國學術的民族性、存在感，呼籲從傳統文化遺產中尋找中國史學的思想資源，以便編纂出本土化的、原汁原味的中國史。在我看來，這種原汁原味的中國史更多還是內容上的一種追求，而更為重要的，還應該通過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DNA」，來尋求和提煉出對歷史研究有用的理論、方法和概念。應該說，中國古代史學的確擁有豐富的史學遺產，有的具有理論方法的價值，正如瞿林東先生所言：「其中有關觀點、思想和理論方面的遺產佔有突出地位。」事實上，中國學者對此一直沒有脫離，而是運用到了歷史研究之中。但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如何在此基礎上創立出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話語體系、規則和概念，並為世界各國學者所接受。可以斷言，要創立出一套新的東西，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創立之後要想得到國際學界的承認和使用，也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與此同時，還必須有清醒認識的是，即便現行學術發展的進程仍有創立新的體系、規則和概念的空間，但不可盲目樂觀。以史學而言，我們僅僅通過挖掘中國古代傳統史學遺產，創立一套與已經通行的國際學術有所不同的體系、規則和概念，難度一定是非常之大的。其一，中國古代史學與西方史學在體系、規則和概念方面並非完全對立，而是在許多方面是會通的。既然是會通的，就不容易創立一套新的東西；其二，在現代史學中，有一些規範和方法是中國古代傳統史學所沒有的，是無法由傳統史學替代的，我們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用傳統史學遺產來研究歷史；其三，現代史學研究與相關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繫，而這些相關學科也是中國古代所沒有的。

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近代以來中國早已融入世界格局，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就是與西方互動的過程，我們幾乎不可能「以中解中」，也很難找到完全用中國古代史學方法來研究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的著作，我們都是將國際學術規則和中國傳統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

此外，在現代社會，要想提出完全獨立的「中國式」的規則、「中國式」的問題和「中國式」的解釋是有難度的。在中外、中西之間，除了區域之間、國家之間的區別，在經濟、社會尤其是文化、思想、觀念、生活方式上經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太過強調獨特很可能會導致普遍性、一般性的削弱，從而為全球化推廣帶來困難。

儘管困難如此之多，但仍不能放棄開掘中國古代傳統資源的努力，尤其要尋找某些傳統遺產的開創性價值，是否將此作為一個重要的維度來思考學術發展的方向是大不一樣的。還要指出的是，所謂傳統資源，不能僅僅理解為古代，近代以來經過多年的中西融合，實際上已經形成新的傳統，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就是新傳統的一部分。將以上古代傳統和新傳統結合起來，共同構成我們研究學術、研究歷史的內向視角，就可能開闢出新的境界。

總之，以上所謂外向視角與內向視角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對立和替代的關係，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既遵守國際規則，又最大限度地體現中國傳統、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才有可能創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中國歷史學者不論在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還是外國史方面，只要提出了新的問題、新的理論、新的方法、新的解釋、新的概念，就會成為國際學術界繞不過去的成果，就可以引領國際史學的發展，自然也會贏得國際史學話語權。

任重而道遠

我們還要明白，要想突破西方學術所限，取得中國學術、中國史學研究的國際話語權，還需要諸多外部條件的助力。

在西方，幾乎所有的學科包括中國史學，都有其他相關學科的強大支撐。他們之所以能夠不斷提出新理論、新方法，主要是受到相關學科大學者、思想家的啟發。而在中國，本土相關學科為歷史研究所提供的支撐還不能和西方相比，需要在此方面加強學科間的滲透、交叉而至相互啟發。

又如，我們由於受到諸多歷史與現實因素的制約，自主追求學問和開拓創新的空間還不夠充分，意識還不夠足，「製造」論文的壓力往往高於學術創新的動力，由此限制了提出新問題、新理論和新方法的能力。必須承認，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經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今後則需更上層樓。

再者，英語是國際學術最具強勢的語言，影響力最大的期刊都是英文期刊，這也限制了中文發表者的聲望。當然，在這背後仍然是國家整體實力的問題，「軟實力只有建立在硬權力的基礎上才成其為權力」。只有當中國的總體實力真正處於中樞之位時，我們才可以讓西方向我們靠攏。

登高必自卑，看到自己的不足才會知道今後努力的方向。要想實現中國學術、中國史學的國際話語權的目標，的確是任重而道遠！

結語

歸根結底，我們不僅要做愛國的歷史學者，更要成為具有世界一流學術水平的歷史學者，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從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學術、中國史學要想抗衡西方、超越西方，就要儘可能地以中國學術、中國史學話語體系引領現代學術方向，這就是通常所講的「你無我有」，此為中國獲得學術自信的根本之路；從全球化、國際化的視角來理解，又須將中國學術作為全球學術、國際學術的一部分，淡化中西分界，突破封閉意識，開放胸襟、博採眾長、互相競爭，真正做到「你有我強」，共同向更高的學術水平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