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業務組1972年12月審幹會議

國務院業務組1972年12月審幹會議是在「解放老幹部」過程中由該機構舉辦的一場不見於官方記錄的會議。

在「文革」十年（1966-1976）中及其後的歷史回顧中，對當時國務院業務組（1967-1975）的一般印象與評價是其工作務實、盡力消除群眾運動衝擊以至無聲地抵制政治宣傳。一九七一年林彪出局後，周恩來乘勢扭轉亂局，欲圖逐步恢復政府各機關的業務秩序，為此要讓當時已被「打倒」或「靠邊站」的老幹部們出來工作。在許多回憶這段歷史的文章中，這一役被稱為 「（1972年）周總理解放老幹部」，是周的德政，也是老幹部們的福音。但是，至今絕少記述提到其間國務院業務組開過一個跡同極左的審幹會議，雖然它最終並未逆轉老幹部「解放」（即所謂「站出來」重獲任用）的過程，但還是給許多幹部留了「辮子」和「尾巴」，成為「文革」後需費大力澄清湔雪的問題。

事件經過

是次會議之召集係經國務院（業務組）辦公室通知若干部、委派其政治部主任到場備諮詢，未設政治部的機關則須派出相應人員到會（如當時的國務院科教組派的是辦公室負責人，由組長劉西堯向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預先告知）。

出席該審幹會的國務院業務組成員有副組長紀登奎和李先念等，以及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會議由紀登奎主持。審議方式是對預定幹部逐一翻檔案列述其歷史問題，而後當堂定讞。由各機關派來的「備諮詢」者先在會議室外待傳，被傳到時方得入會旁聽，如領導不問即不發言。

會議結果：審議後的結論意見，大多是「擬定為」有「嚴重歷史問題」，要各單位的來人回去個別傳達並「徵求本人意見」；同時「特囑不要說是國務院業務組的意見」。

發生時間

此事初值發露是由於當事人之一（當年被定為有「嚴重歷史問題」者；以下稱前者）在其2008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追討另一當事人（當年旁聽會議並受命傳達上級意旨、並將前者之抗辯報回交差者；以下稱後者）的責任。後者在病逝前一年留下一信（本擬發致前者並抄送其所在機關老幹部局但終未發出），信中簡述了其親歷的那次國務院業務組會議的前後情形。

前者在其回憶錄中記述那次傳達談話是在「1972年元旦那天」；後者則於信中回應：書中關於兩人談話的「這段話裏，除去『辦公室主任』應為『辦公室負責人』外，其他準確無誤」，意即確認1972年元旦為該談話發生的日期。事實上，由公開發布的兩當事人任職履歷及公開出版的前者回憶錄可知，1972年元旦之日，雙方（人身及組織歸屬）同在安徽鳳陽的「教育部五七幹校」，均尚未回京（任職或體檢），不可能在科教組辦公室談話。據一切有關資料判斷（按：參見以下背景分析一節），這次談話只可能發生在1973年元旦，而國務院業務組審幹會議正在此前一日，即1972年12月31日。

後續影響

會上被審查的這些幹部都歸中央管理，其檔案材料俱存於中組部，而不在各自機關。關於他們的歷史問題，在1956年審幹時都已經做過結論。此次審幹會議的結論意見無異於否掉了其檔案中的原有結論。因此，傳達下去之後，普遍反響是，被審查者皆不滿意，拒絕接受。

在一些部、委機關，此事以不了了之。而被擬定為「有嚴重歷史問題」者的「解放任用」皆未受到影響，在接受傳達並表示個人意見後，此前已經重返領導崗位者照常工作，而其時尚待解放任用者亦於1973年上半年獲任與其「文革」前所任相當的職務。但是，當年受命傳達會議之擬定意見（按：「擬將……定為……」即並非組織結論）者卻仍須對此議出自哪個上級這一節保密，遂使得他們或被誤認為即是那些嚴苛意見的「提出」者，不啻為國務院業務組的領導背黑鍋。這些人中有的與高幹審查工作向無接觸，當時即感受命保密頗為失當，但亦無可如何，只得背負誤解，數十年無由分辯。

另一些機關中的政工組織則堅持奉行「文革」路線，繼續整人，正可藉此次國務院業務組審幹偶近極左之機變本加厲，對所謂「有嚴重歷史問題」的老幹部不予「解放任用」，甚至為被審查者做出了「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之類的嚴厲結論，使這些幹部及其家人繼續蒙受社會歧視，直到「文革」結束後才逐步得以解脫。

背景分析

迄今無任何官方檔案資料顯示這個審幹會議曾經舉辦，惟個人回憶材料曾有提及，與會者均已作古，更無從尋繹其召集究系何人指令。當時通知各部委政治部派員到會備諮詢的是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但他在有關「周總理解放老幹部」的回憶文章中絕未提及他本人全程參與的這個會議，顯然是因為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國務院業務組此次審幹議決與「解放使用老幹部」的精神背道而馳。

在繼九一三事件之後而來的1972年裏，伴隨着對林彪的批判，毛澤東和周恩來以談話和批示方式多次釋放要「解放使用老幹部」的意向信號。如毛從一月初發出「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的指示及突然出席陳毅遺體告別會，至12月18日對劉建章妻子的告狀寫下批示，斥責「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又如周恩來連續做出保護老幹部的動作，並且讓他們體檢、休養，準備復出工作。在如此形勢和氣氛下，國務院業務組似乎不會對為數不少的老幹部做出這樣一種關於歷史問題的新定調。

然而，據王若水在《周恩來糾「左」鬥爭的失敗——回憶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一文記述，1972年12月19日晚上，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汪東興在人民大會堂召見魯瑛、吳冷西和王若水，談《人民日報》的宣傳方針問題。當日周恩來談吐反常，顯得思維散亂，很牽強地說反對極左原側重於其在外交工作中的表現，至於批判林彪的政治路線，還是要強調其本質屬極右云云。江張姚三人則以類似「監軍」的姿態出場，坐看周不得不將批林方向從批極左強捩為批「極右」。江張姚之所以如此逞悍，是因為其有恃無恐——批林整風中禁止再提「極左」正是來自毛澤東1972年12月17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又在他住處召集的小範圍會中的表態。以周恩來為組長的國務院業務組恰在此後演出上述審幹劇目，是肯定「文革」成績的一種姿態，目的在於迎合毛的旨意和心理。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自知面上無光，同時深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質疑其「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時的」之自我評斷。周恩來及中共高層圈內對此盡皆洞若觀火，因此時時處處小心，唯恐觸碰逆鱗。後來鄧小平復出時主動向毛保證「永不翻案」亦是這種心曲畢現之一例。

要之，在「解放使用老幹部」過程中發生的這一短暫逆施是周恩來與毛澤東在「文革」這一階段的博弈鬥法中相互試探的一步。

註釋

分類: 1972年中國政治事件 國務院業務組 紀登奎 吳慶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