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國際主義

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可以指一種學術傳統、意識形態、政治事業或外交政策。^[1]個人以為，作為意識形態來講，當代的自由國際主義是指左翼自由主義者對於自己理念的國際主義化，它強調無條件遵從國際公約、無條件遵守國際法、堅守國際秩序以及將國際社會中同樣支持自由民主事業的人作為「同志」看待並積極合作的意識形態。

1919年國際主義領袖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回顧英國政治活動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時認為，後者是自由國際主義者的先驅。^[1]

作為外交政策來講，自由國際主義是指美國在二戰後通過對外援助、國際宣傳的方式向全球推進自由民主制變革的政策。^[2]

自由國際主義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學術定義，這是因為它既可以作為「自由主義」的分支，又可以作為「國際主義」的分支（又區分為「保守國際主義」、「自由國際主義」和「社會國際主義」）。^[3]

現今的自由國際主義，有美國推行的干涉主義的自由國際主義，亦有反對美國「新帝國主義」的自由國際主義派別，後者主張全球民主力量的聯合，但反對美國控制和利用這種聯合，也反對美國以推行自由民主為藉口侵略他國的行為。自由國際主義如今也加入了「反霸權主義」、「主權平等」、「人權高於主權」等內容。

起源

19世紀的自由國際主義是在帝國和民族國家不斷變化的版圖中誕生的。^[1]在西方精神史上，追求「人類大同」理想和建立國家聯邦維護和平的樸素國際主義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臘和羅馬時期。例如，古希臘斯多葛派哲學家提出「人是理性的動物，並具有作為『世界之邦』公民的普世主義權利」。

自由國際主義思想傳統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啟蒙時代，格老秀斯、克略西和康德提出的「國際法治和平」「商業貿易和平」及「共和主義和平」命題，自由國際主義思想的理論框架初步形成；
19 世紀英國霸權和帝國主義催生了以英國民主為中心的古典自由國際主義；
兩次海牙國際和平會議召開和兩次世界大戰催審現代成熟的民主制度，以及自由國際主義的定型。^[3]

亞當·斯密（Adam Smith）、傑米里·邊沁（Jeremy Bentham）等早期自由國際主義者都認為，人類能夠理智而開明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從而使現代社會得以建立各種制度。自由國際主義者認為，在現代化的世界裡，人類可以通過合作追求開明地利益以改善狀況。^[1]

要素

開放與貿易

貿易和交流被認為是現代國際秩序的最基本部分。1846年，英國廢除《穀物法》（The Corn Laws）引起的貿易限制引發了各國對自由貿易爭取的運動，「商業自由」和「公海自由」的觀念開始出現。自由貿易的概念隨即被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理論家發展。隨後，自由貿易理念為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規則和制度

自由國際主義對秩序是有鬆散的規範的。這是一種「多邊主義」的規範，而非反映特定國家的權力和利益。試圖建立霸權的國家也發現這些制度和規則有助於弱小或中等國家的默許和合作。

自由民主政體的團結

在自由國際主義者眼中，國際秩序是以民主力量的團結為主的，而不能與專制政權團結。巴黎和會期間，時任美國國務卿羅伯特·蘭辛私下裡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

世界主要大國對民主原則的接受和對真正民主政府的維護將維持永久的和平……如果這個觀點是正確的，那麼就應該努力使民主普及。在實現這點之後，我根本不在乎是否有條約來維護和平。我願意依靠民主國家的和平精神來實現國家間的理想關係，我不相信任何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脅的聯盟能夠實現這一目的，至少在短時間內是如此的。

背後的底層邏輯是，自由民主國家之間有相近的利益和價值觀，其合作比與專制國家合作要容易。它們會視對方的政策為合法的。民主國家擁有透明度，也具有共同的治理經驗，這使得彼此間的合作更為容易。也就是查爾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所說的「契約優勢」。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不同的另一點在於，它們之間可以達成可信的長期協議，以客服產生衝突的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當然，近年有研究表明，專制國家的領導層往往更加穩定，而這種穩定對於確保國際協議是非常有用的（但一些不守信用的流氓國家除外）。

利普森還指出，憲政民主國家有另外一些優勢特徵：對外界監督的開放性、政權的連續性、使得領導人遵守承諾的選舉激勵、作出持久承諾的憲政能力。

從長遠看，民主國家在戰爭動員方面亦存在優勢。

合作安全

自由國際主義非常擔心戰爭的威脅，因此在其理論中着重強調聯手遏制威脅以促進和平和穩定。

推進社會進步

自由國際主義者積極推動社會進步，包括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健康狀況、防止暴力、增進權利和社會正義。^[1]

自由國際主義的政治光譜

一般認為，社會自由主義者比古典自由主義者更強調國際主義，也更看重同民主國家的合作。但無論是社會自由主義還是古典自由主義，都要依靠自由國際主義來維持正常的貿易、維護國際秩序以及維持和平。在專制國家，不論社會自由主義者還是古典自由主義者，都希望得到民主國家的幫助，只不過社會自由主義者對一些破壞邊界的行為是有所抗拒的，例如對美國企圖利用對各國民主運動的支持以建立親美（乃至傀儡）政府的野心持有批判態度，而古典自由主義者則偏向無條件接受這種幫助。一些自由意志主義者和安那其資本主義者亦持有自由國際主義立場。自由國際主義從中左翼至極右翼皆有之。

與帝國主義關係

自19世紀以來，自由國際主義一直被帝國所塑造。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同時倡導帝國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秩序原則。在19世紀，自由主義者同時也都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支持開放的貿易與國際法，但這種國際主義卻只適用於「現代文明國家」。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人都支持帝國。

但一些自由主義者也表達了對帝國主義的反對，如桑卡爾·穆圖（Sankar Muthu）對包括康德、狄德羅、赫德在內的「自由主義哲學家」（proto-liberal）研究，確立了反帝國主義的自由國際主義分支。這些思想家都相信人類的基本道德平等，相信所有人都「應該得到某種程度的道德和政治尊重」。在這些哲學家身上，不僅有對人類的讚賞，主張人類是多樣化的主體，整個社會和民族不應該僅僅根據與歐洲模式比較來判斷優劣。

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從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傑里米·邊沁和亞當·斯密的思想里發現了與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的「帝國自由主義」相反的早期觀點。她認為在批評歐洲帝國主義時這些思想家借鑑了如下觀點：

人類的權利和外國專制主義的不公正，自由貿易的經濟智慧和征服的愚蠢，墮落的文明對自然人的腐蝕，自治共和國統治無權無勢子民所需要的虛偽，以及在國內維持自由而在國外實行暴政的不可能。

整個維多利亞時代，自由主義者對帝國主義持有不同觀點。卡斯帕·希爾維斯特（Casper Sylvest）指出：「自由主義內部的許多基本分歧——科布登的尖銳的理性主義，帕麥斯頓的虛張聲勢的自信，以及格萊斯頓既謙虛又深遠的宗教信仰，都可以轉化為對帝國擴張的各種看法。」自由主義的觀點可以在整個國際主義的光譜上找到，從科布登派激進的反殖民主義觀點到那些主張帕麥斯頓擴大帝國以促進貿易的戰略。反《穀物法》聯盟領導人約翰·布萊特（John Bright）提出觀點認為：大英帝國是「一個為貴族提供外部救濟的巨大系統」。自由主義者對帝國的支持或反對，取決於他們是如何理解這一詞彙的。

一些美國的現實主義者有時會與那些針對帝國的腐蝕性影響提出古典共和主義憂慮的人達成共識，包括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馬克·吐溫（Mark Twain）、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J.威廉·富布賴特（J.William Fulbright）。斯蒂芬·金澤（Stephen Kinzer）在美西戰爭後闡述了美國的反帝國傳統，這種思想至今可以在自由主義者對華盛頓無限制的軍事干預主義的批評中找到。這種自由主義傳統可以追溯到自由主義的啟蒙運動和美國創始人的共和思想。不過，由於戰後的崛起，美國的自由已經被置於成為非正式帝國的危險之中。對於這些批評者來說，自由主義傳統是他們反帝國主義的思想來源。

從19世紀末開始，美國和歐洲的思想家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運動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兩次世界大戰以後，自由國際主義者們通過擁護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通過奉行自決與主權平等的原則，走出了一條擺脫帝國主義的道路。經過三次民主化浪潮的衝擊，原先的殖民體系幾乎崩盤。20世紀，隨着時間的推移，自由國際主義者越來越多地致力於後現代的秩序形式。

威爾遜時代的自由國際主義提出了全球視野的新觀念，但也保留了西方本位主義。一戰後，國家、主權、人民和文明的概念越來越少的建立在19世紀的社會等級觀念上，而越來越多的「開放世界大家庭」。

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興起使羅斯福和他同時代的人放棄了原先對文明、種族、國家的概念，重新撕開自由主義與現代性的本質。由於對自由資本主義秩序的威脅來自於西方內部，文明的含義不再由種族、膚色、文化或地理來定義。對戰後國際新秩序的規劃，西方內部出現了明顯的分歧。這是由於美國和英國對帝國依戀的不同產生的。H.G.威爾斯在一戰開始前一年在對美國的訪問中發現了這一問題。在威爾斯早期的設想中，曾塑造過一個支持大英帝國和自由帝國主義的英美聯盟，然而訪問後，威爾斯開始懷疑美國是否有這種政治想象力。1941年，《大西洋憲章》會議上，羅斯福在大英帝國的特惠制度問題上，以及戰後主權權利和自決權原則上存在不可調和的分歧。

在這幾十年中，有四種不同力量推動美國遠離帝國。

首先是地緣政治的作用，美國作為一個當時正在崛起的全球性大國，認為其長期利益與傳統帝國的崩解有關。美國的官員認為歐洲殖民主義是一種衰落的、不穩定的秩序形式，將不可避免的遇到民族解放運動，美國謹慎的、有選擇的與這些運動結盟，擴大其影響力並削弱其他大國的影響力。
其次是地理和歷史時機的助力，美國的自由國際主義者認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應當與打破帝國集團和勢力範圍聯繫到一起。美國沒有繼續舊式帝國的組織理念。美國之所以面向全球，是因為它需要開放，並與世界主要地區建立聯繫，這反過來促成了美國「開放、非歧視和自決」的反帝國原則。如果說美國建立了一個「全球帝國」，也是通過抬出普遍原則和多邊規則與制度做到這一點、並顛覆帝國舊有組織邏輯的。
美國獨特的地理位置也影響其獲得權力的方式，由於世界上其他主要國家全部位於歐亞大陸，這些國家在各種問題上都或多或少有求於孤立於大西洋西岸的美國。
地理與時機因素加強了美國支持亞非拉獨立建國運動和自治運動的動機，成為其反帝秩序建設邏輯的一部分。

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和《大西洋憲章》為歐洲被納粹征服的國家和中立國提供了全面的民主願景，以對抗納粹的宣傳機器。戰後，自由國際主義積極推動了帝國與殖民主義的解體。此外，自由國際主義還參與了爭取婦女平權、社會正義以及民權的鬥爭當中。

施萊辛格於1949年出版了《關鍵中心》（The Vital Center）敦促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採取集體行動，建立多元主義與開放社會，保護其制度不受其極權主義對手（蘇聯）的影響。冷戰期間自由主義為美國提供了一種理論角度，使得自由國際主義積極地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服務。在很多時候，美國陷入到干涉主義的陷阱之中，自由主義的野心促使美國意圖將西方制度推到俄羅斯和中國的家門口，並為伊拉克戰爭提供了理由。邁克爾·德施（Michael Desch）將美國的干預主義追溯到自由國際主義的源頭。

自由國際主義曾站到全球鬥爭的各方，包括支持和反對帝國的勢力之間的鬥爭。至今，對自由國際主義的批評不是它對帝國的原始支持，不是它追求強制性的政權變化，而在於它的軟弱。^[1]

中國的自由國際主義

中國自由主義者天生具有國際主義傾向，這是因為在中國，自由主義思潮受到的打壓最嚴重，因此只能儘可能多依靠國際上中國民主運動的同情者的幫助，僅僅依靠自身力量可能連自身的人身安全都保證不了。大量右翼自由主義者傾向於接受美國的幫助，亦有左翼自由主義者嚮往西歐和北歐的福利國家而天然對歐洲有好感。

中國的自由國際主義者討論問題的重點更多的是實現憲政^[4]，儘管官方劃了紅線禁止提及憲政^[5]。他們認為，專制會引起很多民族性格的病灶，諸如無恥、無知、懦弱、激進、極端、輕狂、傲慢、偏見、好戰、勢利，會毀掉一個國家的前途命運。^[6]

一些右翼自由國際主義者主張廢止一切不平等條約，包括大清帝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俄羅斯簽訂的所有領土「不平等條約」，由俄羅斯聯邦等國歸還全部俄羅斯帝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侵占的中國領土。而左翼自由國際主義者也支持推倒「新殖民主義」體系，支持亞非拉國家廢止一切不平等的經濟條約。

危機

冷戰結束之後自由國際主義迎來了它的危機，由於蘇聯的解體，美國失去了外界大國對它的限制，從而展現出更多的野心，這也使得美國的政策備受爭議，不僅受到來自其國內和平主義者的批評，在國際社會也飽受非議。與此同時，在蘇聯解體的幾十年之後，原本被世界民主力量所驅逐的黑暗勢力——反自由、專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範圍、領土修正主義（territorial revisionism）、對新聞自由的控制和剝奪、對公民權利的打壓——捲土重來^[1]，截至2024年，全球民主連續6年倒退^[7]^[8]^[9]，全球自由度連續18年倒退^[10]，加上西方菁英在解決經濟危機、難民危機、債務危機和新冠疫情的不力，民粹主義正在興起，^[11]自由民主制風雨飄搖。逆全球化的思潮破壞了自由貿易體系，也使得問題雪上加霜^[12]。

根據一些研究表明，專制主義的回潮，實際上更多的來自於自由國際主義者在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推行民主制度的失敗，這些行動不僅沒有使這些國家變民主，反而使它們越來越反文明。由於自由國際主義者天然反感反人權的事物，當伊拉克等國新的執政者更加反人權時，美國等西方國家傾向於更換援助對象甚至撤出該國，導致美西方國家「不負責任」的名聲。與此同時，蘇聯的一朝解體成為中國一直以來的陰影，大部分自由國際主義者樂見蘇聯的解體，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人）都因此擔憂民主化改革會帶來中國的解體。而且，蘇聯的解體雖然使波羅的海三國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此三國實行排斥少數民族（俄羅斯族）的公務員配額制（按民族分配）以及限制俄族語言、限制加入國籍等歧視性政策，以及中亞五國、外高加索三國、東斯拉夫三國民主化的失敗（烏克蘭在歷年民主指數排名中位列混合政權），都使得蘇聯解體備受爭議。加上美國的衰落以及歐洲民粹主義的崛起讓人們認為民主制度並不好，以及西方的「新殖民主義」引起仇視，都使得很多已經走向憲政的政權再度威權化，甚至極權化。

此外，極端民族主義在各國的興起都成為自由國際主義的最大障礙，極端民族主義不僅損害了國家利益，更淪為專制統治者維護統治的工具^[13]^[14]，一方面是民族主義在國際主義的反面，另一方面極端民族主義者主張的國家主義是自由主義最大的對手之一。自由主義在應對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興起時幾乎是無力的。這兩股力量的合流^[15]，導致了自由國際主義更深層次的危機。在歐洲，民族主義借着身份政治的軀殼，成為民主世界揮之不去的夢魘。^[16]中共亦擔憂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合流對自身產生威脅。^[17]^[18]

前途

自由國際主義者不應該沉溺於自己過去的成就，尤其是國際形勢對自由國際主義不利的時候，盲目強調自由國際主義的貢獻並不會為其爭取多少支持者，儘管我們需要為自由國際主義辯護。自由國際主義想要在21世紀繼續保持其顯要性，就必須回歸其本源，儘量不要將自己定義為全球向理想社會邁進的宏偉願景，而更多的將自己定義為一種務實的、以改革為導向的方法，去除其中的教條主義部分，以使自由民主國家安全，也使專制國家的人民更容易接受。與此同時，它必須恢復其作為管理經濟和安全問題上的意義，其目標不是建立或消除國家邊界，而是商定合作管理邊界的原則和制度。最後，自由國際主義需要總結其兩百年來所有的思想和想法，不斷努力，以實用主義為基礎，不僅要確保民主的未來，還要確保地球的共生發展。^[1]

雖然民主越來越多的遇到專制的威脅，但自由國際主義者不應氣餒，而應該想辦法修正自己的理念以爭取更多「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相信自由國際主義一定能恢復往昔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