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明郑时期斗尾龙岸番身分探究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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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时期台湾中部原住民尚能维持自主权,到了明郑时期由于郑经把屯垦的范围扩展到台湾中部,引起永历二十四年(1670年)大肚王国战役和斗尾龙岸番战役[1]。而本文的重点在探讨斗尾龙岸番身分,有助于厘清中部原住民在明郑时期的势力范围。由于清朝接收台湾后焚毁明郑的官方文件[2],关于明郑时期斗尾龙岸番最早纪载于清康熙36年(1697年)郁永河所写<裨海纪游> ,后面又有日治时期连横所写<台湾通史 抚垦志>做进一步探究补充。然而各界对于斗尾龙岸番的身分与番社位置仍有些分歧,有认为斗尾龙岸番是巴宰族岸里社,也有认为斗尾龙岸番是泰雅族,本文提供一个讨论园地,寄望各界找寻更多资料验证。

史料对斗尾龙岸番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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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海纪游> 对斗尾龙岸番描述

"斗尾龙岸番皆伟岸多力,既尽文身,复尽文面,穷奇极怪,状同魔鬼。常出外焚掠杀人,土番闻其出,皆号哭远避。郑经亲统三千众往剿,既深入,不见一人;时亭午酷暑,将士皆渴,竞取所植甘蔗啖之。刘国轩守半线,率数百人后至;见郑经马上啖蔗,大呼曰:‘谁使主君至此?令后军速退’。既而曰:‘事急矣,退亦莫及,令三军速刈草为营,乱动者斩’。言未毕,四面火发,文面五六百人奋勇跳战,互有杀伤;余皆窜匿深山,竟不能灭,仅毁其巢而归。至今崩山、大甲、半线诸社,虑其出扰,犹甚患之。

阿兰番近斗尾龙岸,状貌亦相似。"

"郑经率兵剿斗尾龙岸,三军方疾驰,忽见草中巨蛇,口衔生鹿,以鹿角碍吻,不得入咽,大扬其首,吞吐再三;荷戈三千人行其旁,人不敢近,蛇亦不畏。"

<台湾通史 抚垦志 >对斗尾龙岸番描述

"二十四年,沙辘番乱。左武卫刘国轩驻半线,率兵讨。番拒战,毁之,杀戮殆尽,仅馀六人匿海口。大肚番恐,迁其族于埔里社,逐之至北港溪,观兵而归。已而斗尾龙岸番乱,经自将讨之。斗尾龙岸者,居大甲溪之北,地险众强,黥面文身若魔鬼,杀人为雄,以其头作饮器,左右社番皆畏焉。经北巡,闻之,亲至其地,不见一人。时亭午酷暑,军士皆渴,竞取蔗啖。国轩适至,见而大呼曰:‘何为至此!’命军士速刈草为垒。已而番至,可五百人,四面纵火,烈焰沸腾,狼奔豕突,势甚猛。郑军据垒战,番却,乘势逐之,毁其社。经遂登铁砧山,留百人屯田,以制蓬山诸番。"

<台湾通史 刘国轩列传 >对斗尾龙岸番描述

"二十四年秋八月,斗尾龙岸番反,经自将讨之,国轩从,遂破其社。十月,沙辘番乱,平之。大肚番恐,迁其族于埔里社,追之至北港溪,乃班师归。自是北番皆服。"

<台湾通史 建国记 >对斗尾龙岸番描述

"八月,斗尾龙岸番反,经自将讨之。命右武卫刘国轩驻半线。十月,沙辘番乱,平之。大肚番恐,迁其族于埔里社。国轩追之,至北港溪畔,乃班师归。自是北番皆服。 "

斗尾龙岸番战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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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郑时期郑经实施屯田侵犯原住民生活领域[3]<裨海纪游><台湾通史 抚恳志>纪载永历二十四年(1670年)斗尾龙岸番出草抵抗侵略。郑经自领兵北上越过大甲溪与斗尾龙岸番交战,刘国轩将军随后赶到,最终郑军获胜烧毁其番社,而番民逃入深山之中,郑经率兵登铁砧山以监控附近番社。

郁永河<裨海纪游>并没有提到大甲溪与铁砧山,应是连横后来考据而写入<台湾通史 抚恳志>。永历二十三年(1669年),郑氏部将刘国轩派遣副将驻守大甲铁砧山实施屯垦经营崩山八社。现在大甲国中附近"营盘口"及铁砧山"剑井",为屯垦时留下来遗迹[4]大甲铁砧山剑井传说提到"遥思当年国姓爷郑成功部将,被当土地番围困于大甲铁砧山(昔称银碇山)上,缺乏饮用之水,军士皆苦不堪言,后祷告于天,以宝剑插地顿见甘泉涌出,兵士欢饮,士气大振,欢声雷动,土番见郑军有如神助,惊骇之馀,纷纷弃甲而逃,郑军得以解围。" 这个传说似乎指向当时斗尾龙岸番出草围困郑军于铁砧山上,不过当时郑成功已经过世,传说应指郑经的部将。

铁砧山的旁边是外埔马鸣,而马鸣的地名由来传说也关连到这场战役。外埔马鸣埔由来提到"马鸣里旧名马鸣埔,相传明末清初原住民[出草],围困在此地的汉人,由于天黑,援兵又不来,心急万分,夜深时候,居民突然听到千军万马奔腾,以及马匹嘶喊的声音,原住民惊骇不已,立即撤退,马鸣埔的地名因此产生,一直沿用至今。" 明末清初是明郑时期,当时原住民出草围困马鸣埔,而千军万马应该是大批郑军来到的战役。

可以推测当年郑经部队驻军于大甲铁砧山并拓垦附近土地,因侵犯斗尾龙岸番传统领域因而出草围困铁砧山与马鸣埔,郑经带军亲自北上越过大甲溪救援,郑经的部队打胜后追逐到斗尾龙岸番社并烧毁,再回头登大甲铁砧山以监控附近的番社。

 
斗尾龙岸番战役相关位置图

斗尾龙岸番位于罩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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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时期伊能嘉矩 于1895年至1898年在台湾实地调查原住民,奠定台湾原住民研究,伊能嘉矩认为斗尾龙岸番是位于现在南投北港溪的泰雅族;伊能嘉矩会有这样的解读可能与<台湾通史 抚恳志>相同说法有关-- "二十四年,沙辘番乱。左武卫刘国轩驻半线,率兵讨。番拒战,毁之,杀戮殆尽,仅馀六人匿海口。大肚番恐,迁其族于埔里社,逐之至北港溪,观兵而归。已而斗尾龙岸番乱,经自将讨之。"伊能嘉矩认为郑经军队追逐大肚社到南投北港溪 ,紧接反叛的斗尾龙岸番应该就在北港溪附近。然而在<台湾通史 刘国轩列传 ><台湾通史 建国记 >却纪载斗尾龙岸番八月先反,之后十月才有沙辘社与大肚社反,由于后两者资料明确指出番社战役月份应更可靠。又<台湾通史 抚恳志>指出斗尾龙岸番位于大甲溪之北,因此南投国姓乡的地名由来与斗尾龙岸番无关,却与郑军追击大肚社有关[5]

2002年潘大和著<平埔巴宰族沧桑史>,解释荷兰时期的Tarranogan应该就是明郑的斗尾龙岸番,Tarran-指地名罩兰,罩以闽南语发音同tar-,而-gan指的是黥面番。罩兰虽是现苗栗卓兰前身,但由乾隆51年绘制的岸番把守图,可发现当时"罩兰埔"地名标示在现今的苗栗三义鲤鱼潭一带(大安溪出了卓兰现广大河岸平原),其中"埔"指草地。由日治时期台湾堡图(两万分之一图层)[6]可见早期大安溪无堤防;溪流往西北成为房里溪(又称为罩兰溪),后由苑里进台湾海峡,而溪流往西南流经后里泰安后到大安进台湾海峡[7][8]。如同地名大甲来自道卡斯族的闽南语音译[9](Taokas);大安(Tarr-an)溪和罩兰(Tar-ran)溪出于同源且闽南语发音相近,应同指Tarran;也就是大安与罩兰应该为Tarran翻译为汉文的同音别字[10]。"大安"与"罩兰"可能同指大安溪(或称罩兰溪),"罩兰埔"指大安溪旁的草地。由日治时期台湾堡图(两万分之一图层)[6]可见,现在台中后里的泰安里同样位于大安溪流经的平原; 在日本时期后里泰安火车站叫做"大安驿"[11],佐证后里泰安亦属于大安溪埔地,在明郑时期应该也是罩兰埔一部分。另外,在现代东势境内石壁坑(清领时期石壁坑庄)内有一山地名为罩兰崎 隔著大安溪与卓兰镇相望,罩兰崎意思应为罩兰溪旁高起道路崎岖的山。

因此,古时罩兰指的是大安溪所流经区域,包含苗栗泰安乡、卓兰镇、东势石壁坑山区、大安溪出鲤鱼潭后的广大河埔地(包含后里泰安)与; 而斗尾龙岸番应该就是明郑时期罩兰溪(大安溪)旁活动的原住民。

斗尾龙岸番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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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ran- 除了罩兰还有不同的汉字翻译,包含打难、打兰、达兰、搭连等[12], 但没有出现与<裨海纪游>定名的"斗尾龙岸"相似名词;因此推断郁永河当时以听到的故事用汉字定名Tarranogan为"斗尾龙岸番"。拓垦初期汉人多来自福建漳泉两地,当汉人由原住民听到地名或番社名时,常以闽南语发音配合汉字命名,但Tarranogan以闽南语发音不雅。 -ran- 音似"屌 "闽南语发音(lan),而-gan 音似"干" 。郁永河是读书人(秀才)又是官员,在康熙民风保守的年代来台湾,推测郁永河以文雅的字词做汉字命名Tarranogan 如下。

  • Tar- 以"斗"
  • -ran- 以"尾" (或因"屌"书法形态近于"尾"[13])
  • -no- 以"龙"
  • -gan 以"岸" (闽南语"岸"可发音为"gan"[14])

斗尾龙岸番身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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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郁永河提到"至今崩山、大甲、半线诸社,虑其出扰,犹甚患之。" 因此,斗尾龙岸番的身分排除了大甲的道卡斯族和彰化的巴布萨族,目前各界判断两种可能性最大,包含泰雅族与巴宰族岸里社,支持理由与疑点汇整如下:

支持论点:

  • 泰雅族符合纹面说法[15][16][17][18][19][20]:
    <裨海纪游>里面提到斗尾龙岸番纹身又纹面(黥面),泰雅族的纹面传统由古时候一直到日治时期才被禁止[21],因此泰雅族符合黥面条件说。
  • 罩兰乾隆中叶以前是泰雅族领域:
    2002年巴宰族后裔潘大和著<平埔巴宰族沧桑史>,认为斗尾龙岸番就是活动在罩兰的黥面番,且认为斗尾龙岸番是巴宰族[22]。然而根据乾隆25年(蓝线)台湾百年地图乾隆番界图,罩兰原本属生番界内泰雅族领域,乾隆55年巴宰族才取得罩兰作为赡养埔地(番屯制)[23](参考注记1)。既然乾隆中叶前罩兰属于泰雅族领地,明郑时期斗尾龙岸番是泰雅族的可能性最大。
    • 注记1: 巴宰族后裔认为三义或罩兰为巴宰族祖先的传统猎场[24],主因为根据乾隆27年(1762年)巴宰族潘大猷入垦鲤鱼潭一带(现鲤鱼潭村“番仔城”)[25]的纪载。然而根据雍正年间岸里大社文书(AH2253)[26](此图年代根据大甲西社尚未改名为德化社,因此推估绘制年在大甲西社事件以前),现月眉山脚下立有两"天水分界碑"和"岸里旧社与大甲分界碑"; 表示后里月眉山以北在雍正年间仍不属于巴宰族领域。 另根据日本天理大学出版的"台湾平埔族、生活文化の记忆"[27],有张乾隆34年潘士兴儿子被杀害的事件图[28],现在鲤鱼潭附近标示"屯丁旧社地",代表乾隆27年潘大猷入垦鲤鱼潭(番仔城),为岸里旧社派驻屯丁所在地(或为保护罩兰的汉人),鲤鱼潭的巴宰族番社成立要迟至同治末年[29]
  • 后里泰安番社遗址可能为斗尾龙岸社:
    后里泰安福兴宫(妈祖庙)旁边有一旧地名"番社",2022年泰安一位李姓耆老(曾为当地向导) 转述日治时期长辈的说法,这番社是曾有头目的泰雅族番社遗址。 此番社位处大安溪河埔地,隔大安溪对面2公里处就是罩兰埔。番社旁有一"隘勇古道",相传明末清初(明郑) 时就存在,可通往现在的卓兰和东势罩兰崎[30],由于巴宰族在乾隆中叶后才于泰安设立隘寮防御泰雅族,乾隆中叶前应为泰雅族所使用的古道(泰安由泰雅族转移为巴宰族势力范围,参考注记2)。 <裨海纪游><台湾通史 抚恳志>描述斗尾龙岸番被打败,郑军追逐到其番社并焚毁,番民逃入深山;泰安番社遗址与 大甲铁砧山外埔马鸣埔连成一线,符合当时的战场形势,此番社可能为斗尾龙岸社遗址。
    • 注记2: 由乾隆25年(蓝线)台湾生番界图,可见后里泰安仍属于生番泰雅族活动范围。乾隆31年岸里社通事潘敦仔说服泰雅族屋敖等13社归化清政府[31],或因功得以让岸里产业月眉庄拓垦范围及于后里泰安。乾隆46年发生月眉庄28位汉人在泰安大安溪旁被泰雅族石壁等社生番杀害事件,根据口供,汉人到大安溪旁洗衣和捡拾木材,有人越界到溪东面山上砍柴,被生番发现而遭砍杀。由日治时期台湾堡图(两万分之一图层)[6],可见大安溪有支流(东北往西南走向)经泰安"番社 。因此,汉人并非越界到大安溪北,而是大安溪支流以东的后里山区。此外,可知乾隆46年时,巴宰族与汉人拓垦已到后里泰安区域,而乾隆49年(紫线)重新画订的台湾生番界图进一步确认这个变动。

疑点:

  • 由该大战后番社后被焚毁,缺乏直接证据。

支持论点:

  • 明郑刘国轩将军屯兵与岸里诸番相拒:
    康熙晚年岸里社归化后<诸罗县志 卷十二> 纪载"离猫雾拺二里许,有竹围三匝,伪将刘国轩旧寨,云与岸里内山诸番相拒之地。今竹围故址犹存,岸里诸番悉皆内附;足见声教之无所弗被矣。" 猫雾拺位置应在今天的南屯犁头店 ;而征讨过斗尾龙岸番的明郑刘国轩将军与岸里社诸番有过与对峙,以此推论岸里社可能就是斗尾龙岸番。
  • 清乾隆年间台湾志略注记是岸里社:
    台湾志略是曾在台任官多年的尹士俍所著之史书,该书已经散佚,2003年学者李祖基、许毓良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该书乾隆三年(1738年)的刊本,[杂缉遗事]章节里有叙述"郑经率兵剿斗尾龙岸(即今之岸里社),方疾驰,忽见草中一蛇,口衔生鹿..." 与<裨海纪游>的叙述 "郑经率兵剿斗尾龙岸,三军方疾驰,忽见草中巨蛇,口衔生鹿..."雷同;可以推论是尹士俍根据<裨海纪游>进行修改注释。
  • 与阿兰番相近且相貌相似[32][33][34][35]:
    根据<裨海纪游>里面一段叙述-- "阿兰番近斗尾龙岸,状貌亦相似",而阿兰番是巴宰族乌牛栏社,因此认为斗尾龙岸番是巴宰族岸里社。
  • 社名都冠有相同名词:
    荷兰时期斗尾龙岸番(Aboan Tarranogan)与巴宰族乌牛栏(Aboan Auran)社名前都冠有Aboan"[36][37],这也是支持斗尾龙岸番为巴宰族岸里社的原因之一。

疑点:

  • 岸里诸番传闻或有误解: 虽然乾隆年间台湾志略[杂缉遗事]章节有叙述"郑经率兵剿斗尾龙岸(即今之岸里社)" ,然而[番情习俗]篇中却提到"岸里社(旧传为斗尾龙岸最强)",由这样的叙述可以了解,尹士俍并非自己考究出斗尾龙岸是岸里社,而是当时有这样的传言说法; 而会有这样的传闻应该与康熙晚年岸里社归化后<诸罗县志 卷十二> 纪载"离猫雾拺二里许,有竹围三匝,伪将刘国轩旧寨,云与岸里内山诸番相拒之地"有关; 而岸里内山诸番所指称的是谁? 由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古图与文献可知(参考注记3与注记4),"岸里山"与"岸里内山"早就存在,且位于泰雅族势力范围(包含后里泰安、东势山区); 因此,传言岸里社就是斗尾龙岸或许是误解。康熙54年位于后里巴宰族麻糬社 归化,因位于"岸里山"旁而得名"岸里社",而后因助清廷平定乱事声誉日隆,"岸里"一词成为巴宰族的代称[38],后人转述斗尾龙岸番事情时因为位于岸里内山,时被误解为归化的巴宰族岸里社。
    • 注记3: 康熙58年(1719年)的诸罗县志卷首有一山川总图(登于台中县古地图研究第39页与第40页[39]),可以看到岸里山位于岸里社(旧社)东边或者朴仔篱社的东北方。又由乾隆34年李长匠差所绘东势角一带形势图,看到后里岸里旧社东北方军功寮旁标示著"岸里山"[40] 。总和三项推论,岸里山约在现在后里观音山附近。
    • 注记4:雍正五年以前的台湾图附澎湖群岛图刊(登于台中县古地图研究第30页[39]), 可以看到朴仔篱社东边也出现岸里山的标示。 另外也有史料文字记载岸里山或者岸里内山--<诸罗县志 卷一>纪载"大安溪险...,发源于水沙连内山。北过岸里、南日二山,支分于南日社名之后者,曰房里溪;支分于铁砧山之北者,曰猫盂溪...。由这段叙述可以知道大安溪流过南日山与岸里山后分支,而南日山应指现苗栗火焰山附近(诸罗县志 卷一写到南日山在铁砧之东北),推测岸里山在大安溪南岸后里台地。又" <福建通志台湾府-清>记载"阿里史山在县东北四十五里...旁有岸里山。又五里曰朴仔篱山,山南与玉山接,大不可极"。由这纪载可推论"岸里山"位于朴仔篱山旁约3公里("朴仔篱山"位于朴仔篱社东北方,现东势山区[41] ;清领时期1里约576公尺[42])。<诸罗县志 卷一>纪载"大甲溪...,发源于岸里内山。过朴仔篱山,南分于牛骂,..." 。又<福建通志台湾府-清>记载"万斗六溪,源出岸里内山"("万斗六"是雾峰某一旧地名[43]),可推测"岸里内山"指的是比岸里山更内面的深山,包含东势或新社山脉群。
 
史料纪载岸里山的位置图
  • 巴宰族无纹面:
    史料并无巴宰族纹面的纪载,也无归化后被禁止纹面的纪载。归化后的巴宰族第三任总土官潘敦仔画像并无纹面。众多的巴宰族屯丁名册描述多为紫面无须,并无黥面的描述[44],因此巴宰族是否黥面仍须进一步探求。
  • "阿兰番近斗尾龙岸,状貌亦相似"不一定是同一族群:
    <裨海纪游>有一段叙述 "葛雅蓝近鸡笼 " 鸡笼就是现在基隆,而葛雅蓝(噶玛兰平埔族)位于现在宜兰,与基隆约二十公里,指的是不同族群;斗尾龙岸番与阿兰番相隔约十几公里,以郁永河相同标准判断,虽然近但不必然属于同族群。 郁永河于康熙36年(1697年)来台湾,而巴宰族在康熙54年(1715年)才归化清政府[45];郁永河来台湾时巴宰族尚未归化清政府。对于生番巴宰族的番社不见得清楚,他口中的"阿兰番"或许是整个巴宰族群,如同"葛雅兰"代表整个噶玛兰族群。
  • 荷兰时期社名前 Aboan是公廨[46]:
    有学者认为荷兰时期记载的社名前 Aboan是公廨 (原住民祭祖或集会的场地),且因汉化的程度不同或保留或拆除[47],所以虽然斗尾龙岸在荷兰时期名为Aboan Tarranogan,不代表就与Aboan Auran 乌牛栏社同为巴宰族。例如荷治时期朴仔篱社名为Aboan Poaly[37] ; 此外,荷兰时期亦有Aboan kirrinan奇冷岸社,位于离岸里社很远的嘉义县竹崎乡[48]
  • 战场形势似乎搭不上:
    由荷兰时期纪录的番社人口数与户数资料,Aboan Tarranogan社1647年至1656年六次纪录,除了1648年与1650两次有明显人数与户数增多外,后面人口约保持在六百多人[49]。而<裨海纪游>提到"文面五六百人奋勇跳战",意即成年男性番民有五六百人参战,而Tarranogan番社总人口不过六百人左右,若扣除老人、小孩、妇女,Tarranogan番社能参战的成年男性最多只有三百人左右,因此战役不只Aboan Tarranogan番社参战。假设斗尾龙岸社就是大甲溪北的岸里旧社,其馀参战的巴宰族番社都在大甲溪南,逃难的方向应该是渡过大甲溪,似乎不合史料描述窜匿深山,且全番社老弱妇孺都迅速渡溪逃过军队追击难以想像。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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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郑时期斗尾龙岸番是荷兰时期纪录的Aboan Tarranogan,生活在大安溪(或称罩兰溪)旁,由于郑经实施屯田于大甲附近,因侵犯到斗尾龙岸番活动空间因而出草,战役应发生在大安溪南岸(涵盖大甲铁砧山、外埔马鸣、后里至东势山区)。关于斗尾龙岸番的身分,主张是泰雅族或巴宰族岸里社的论点或证据都存在,但由荷兰时期的番社人数推断,斗尾龙岸番战役应该不只一个番社参战(原住民部落常有互动或联合行动),以雍正年间发生的大甲西社事件来说,巴宰族朴仔篱社与东势山上泰雅族有过共同出草[50];因此,在推论斗尾龙岸番战役时不能排除多个泰雅族番社或泰雅族番社与与巴宰族联合出草的可能性。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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