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业务组1972年12月审干会议

国务院业务组1972年12月审干会议是在“解放老干部”过程中由该机构举办的一場不见于官方记录的会议。

在“文革”十年（1966-1976）中及其后的历史回顾中，对当时国务院业务组（1967-1975）的一般印象与评价是其工作务实、尽力消除群众运动冲击以至无声地抵制政治宣传。一九七一年林彪出局后，周恩来乘势扭转乱局，欲图逐步恢复政府各机关的业务秩序，为此要让当时已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们出来工作。在许多回忆这段历史的文章中，这一役被称为 “（1972年）周总理解放老干部”，是周的德政，也是老干部们的福音。但是，至今绝少记述提到其间国务院业务组开过一个迹同极左的审干会议，虽然它最终并未逆转老干部“解放”（即所谓“站出来”重获任用）的过程，但还是给许多干部留了“辫子”和“尾巴”，成为“文革”后需费大力澄清湔雪的问题。

事件经过

是次会议之召集係经国务院（业务组）办公室通知若干部、委派其政治部主任到场备咨询，未设政治部的机关则须派出相应人员到会（如当时的国务院科教组派的是办公室负责人，由组长刘西尧向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预先告知）。

出席该审干会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有副组长纪登奎和李先念等，以及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会议由纪登奎主持。审议方式是对预定干部逐一翻档案列述其历史问题，而后当堂定谳。由各机关派来的“备咨询”者先在会议室外待传，被传到时方得入会旁听，如领导不问即不发言。

会议结果：审议后的结论意见，大多是“拟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要各单位的来人回去个别传达并“征求本人意见”；同时“特嘱不要说是国务院业务组的意见”。

发生时间

此事初值发露是由于当事人之一（当年被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者；以下称前者）在其200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追讨另一当事人（当年旁听会议并受命传达上级意旨、并将前者之抗辩报回交差者；以下称后者）的责任。后者在病逝前一年留下一信（本拟发致前者并抄送其所在机关老干部局但终未发出），信中简述了其亲历的那次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的前后情形。

前者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那次传达谈话是在“1972年元旦那天”；后者则于信中回应：书中关于两人谈话的“这段话裡，除去‘办公室主任’应为‘办公室负责人’外，其他准确无误”，意即确认1972年元旦为该谈话发生的日期。事实上，由公开发布的两当事人任职履历及公开出版的前者回忆录可知，1972年元旦之日，双方（人身及组织归属）同在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均尚未回京（任职或体检），不可能在科教组办公室谈话。据一切有关资料判断（按：参见以下背景分析一节），这次谈话只可能发生在1973年元旦，而国务院业务组审干会议正在此前一日，即1972年12月31日。

后续影响

会上被审查的这些干部都归中央管理，其档案材料俱存于中组部，而不在各自机关。关于他们的历史问题，在1956年审干时都已经做过结论。此次审干会议的结论意见无异于否掉了其档案中的原有结论。因此，传达下去之后，普遍反响是，被审查者皆不满意，拒绝接受。

在一些部、委机关，此事以不了了之。而被拟定为“有严重历史问题”者的“解放任用”皆未受到影响，在接受传达并表示个人意见后，此前已经重返领导岗位者照常工作，而其时尚待解放任用者亦于1973年上半年获任与其“文革”前所任相当的职务。但是，当年受命传达会议之拟定意见（按：“拟将……定为……”即并非组织结论）者却仍须对此议出自哪个上级这一节保密，遂使得他们或被误认为即是那些严苛意见的“提出”者，不啻为国务院业务组的领导背黑锅。这些人中有的与高干审查工作向无接触，当时即感受命保密颇为失当，但亦无可如何，只得背负误解，数十年无由分辩。

另一些机关中的政工组织则坚持奉行“文革”路线，继续整人，正可借此次国务院业务组审干偶近极左之机变本加厉，对所谓“有严重历史问题”的老干部不予“解放任用”，甚至为被审查者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之类的严厉结论，使这些干部及其家人继续蒙受社会歧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逐步得以解脱。

背景分析

迄今无任何官方档案资料显示这个审干会议曾经举办，惟个人回忆材料曾有提及，与会者均已作古，更无从寻绎其召集究系何人指令。当时通知各部委政治部派员到会备咨询的是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但他在有关“周总理解放老干部”的回忆文章中绝未提及他本人全程参与的这个会议，显然是因为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此次审干议决与“解放使用老干部”的精神背道而驰。

在继九一三事件之后而来的1972年裡，伴随着对林彪的批判，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谈话和批示方式多次释放要“解放使用老干部”的意向信号。如毛从一月初发出“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的指示及突然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会，至12月18日对刘建章妻子的告状写下批示，斥责“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又如周恩来连续做出保护老干部的动作，并且让他们体检、休养，准备复出工作。在如此形势和气氛下，国务院业务组似乎不会对为数不少的老干部做出这样一种关于历史问题的新定调。

然而，据王若水在《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一文记述，1972年12月19日晚上，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召见鲁瑛、吴冷西和王若水，谈《人民日报》的宣传方针问题。当日周恩来谈吐反常，显得思维散乱，很牵强地说反对极左原侧重于其在外交工作中的表现，至于批判林彪的政治路线，还是要强调其本质属极右云云。江张姚三人则以类似“监军”的姿态出场，坐看周不得不将批林方向从批极左强捩为批“极右”。江张姚之所以如此逞悍，是因为其有恃无恐——批林整风中禁止再提“极左”正是来自毛泽东1972年12月17日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又在他住处召集的小范围会中的表态。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恰在此后演出上述审干剧目，是肯定“文革”成绩的一种姿态，目的在于迎合毛的旨意和心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自知面上无光，同时深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质疑其“文革”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之自我评断。周恩来及中共高层圈内对此尽皆洞若观火，因此时时处处小心，唯恐触碰逆鳞。后来邓小平复出时主动向毛保证“永不翻案”亦是这种心曲毕现之一例。

要之，在“解放使用老干部”过程中发生的这一短暂逆施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在“文革”这一阶段的博弈斗法中相互试探的一步。

注释

分类: 1972年中国政治事件 国务院业务组 纪登奎 吴庆彤